[旧书交流]坐对疏篱一片花——《学人读书笔记》丛书读后

    坐对疏篱一片花
      
       朱光潜《谈读书》是这样说的:“书评家的职务却没有这么简单,他没有理由向旁人说话,除非他所指点的是他自己的发现而且是他自己的爱或憎的对象。”“书评不如旅行向导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书评所需要的公平、自由、新鲜、超脱诸美德是与职业不相容的。”
      这样认真的读书作笔记的态度,放在今天恐怕也不多见,读完这套丛书后不知怎的猛然想起这一句诗“坐对疏篱一片花”,诗的作者已记不起,放在此处却是合适不过,我愿借着这一片“疏篱”看取一代学人惠泽后学的书香。
      白马湖畔的作家们
      “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会成了别一种的滋味,这就是所谓惆怅。”深褐色的页面用斜飞的小黑字打上这两行朱先生惯用的散文的语言,《禅家的语言》初初看上去以为是朱先生的散文集,翻开书浏览了一番,原来是他的读书笔记。
      在现代文学史上,朱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散文家、诗人,更是一位有着古代文士风度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论著,不是有着考经据曲的繁琐的学究气,而是在严谨的态度下有着更多诙谐、平实的叙述,教人读之如饮一杯清醇的酒,入口是温润香飘的,而慢慢发散开来,进而领略到那种徜徉于知识海洋中的幽雅芳香的气息。
      (1)旧燕新知之《燕知草》序。
      《燕知草》是俞平伯先生的散文集,朱先生真不愧是平伯的知友,序文开头这一句引入,足可谓是高山流水了。他这样写道:“‘想当年’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这本书也正如此。” 如平翁自己所说的,《燕知草》正是取自“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乐府诗“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知友莫如此。
      读至这一段,有点想笑出来。难得先生于严谨的学术评价风格下还深藏着活泼的诙谐的语言,他明明是想“取笑”俞先生笔底下那点脱不了的旧文人的“文学趣味”气,却虚恍一枪,以“模仿”论之,兼以否定别人的说话作答,教人初初看上去如在雾端。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于朱先生之对俞先生了解之深,便也借俞先生平素喜爱的“委曲述怀”之笔法,也“曲笔”评之。以其人之道评其人之文,若非两位兴致相近,断没有如此随意而谈到点上之作。
      这是一篇短小精辟的书评,发于1933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2期之上。
      在我看来,大凡为新书作序的,一定要先了解作者的禀性和为学方向,而且是能对该书中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有个明确的介绍,是之为好序。
      佩弦先生的这篇序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于朱光潜先生的为人禀性他是这样点评的:“讲学问或做事业的人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才可有一番真正的成就。”
      佩弦先生于序中评价朱先生为文“严肃和豁达都达到好处。”这也很有见地的。说他为文严肃,当从他的美学主张(观点)上说,任何一个真正作学问的学者都当如此。
      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严肃和豁达”使朱先生成为一位可爱的“倔老头”。
      诚哉斯言。选编朱光潜先生《谈读书》的郜元宝在其扉页上特地写上这样的文字:“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经历了近一世纪的风风雨雨,今天再读这些前辈从容明白的文字,更让人体味到那时学人质朴正直的儒者风范。
      从西南联大到水木清华
      《醉中梦话》、《语言之间的恩怨》、《忧郁的解剖》这三本书话的作者较之前二朱先生可能相对于一搬人来说陌生了点。把三者放在一起,是因为从西南联大到水木清华,都曾有他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身影。
       梁遇春的书是这套丛书中最薄的,拈在手里,却觉得份量很重――这位26岁就英年早逝的年轻学人凭着天才与悟性,写出角度独特的兰姆、斯特里奇的评传,确也是“点泥成金”(他自己评兰姆的话)。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在书话里旁征博引,纵横驰骋,把看似不相干的几个作家自然联系起来,正是他驳倒胡适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印证。这本书中最值得一看的是《文艺杂话》这一篇,由济慈的二行名句谈到华兹华斯的五六首爱情诗,再联系到托翁的写实小说,中间跨度之大,岂是一杆子能打得到的?偏偏这位少年天才便在读书笔记中横加联想,再提出“美玉有瑕”的简单真理来。为文如此,自然读者有福了。
      
       大多数人如我,对于外国文学史的了解来自教材,一套好的教材真的是终生受益。王先生虽说研究偏重的是英19世纪前古典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但他分析后现代派的乔伊斯的作品同样精彩之至: “想把乔伊斯产向极左,正同想把他打成极右一样,都难从他的作品里寻到根据。以作品而论,我们只听见青年知识分子斯蒂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写照》第一稿里的宣告‘我是一个艺术家’,乔伊斯的回答恐怕也是这样:艺术家。”这是合乎文艺评论的中肯的评价,不像后来的文艺评论家一样,动辄加上“左”或“右”的评判(尽管也有学者研究说乔伊斯的作品里也反映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思想)。 读过乔伊斯作品的人大致都会有这样的认同,他的作品真实、细致,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仿佛两个人面对面闲聊,再也自然不过,那等生活的琐碎一经他平平淡淡地叙述反而让人深思,这正像极数学课上老师教的“负负得正”的道理,乔伊斯真是个高明的艺术家。
      他认为16世纪邓约翰的布道文可谓为英宗教文学的精髓,因此在《邓约翰的布道文》一文中借从历史角度分析布道在西方社会的作用,同时也不忘对东西方思想作比较,因而认为基督教在西方的势力影响远大佛教在中国的势力影响。“讲经比不上布道,布道文在西方的作用类同于今天某些有新闻性质的沿街叫卖的小册子的作用”,这也是何其中肯的分析,今天回想起来,中国式的讲经只是局限于在某些极小范围内流行(如佛寺僧众的辩论会),一般民众是很难领会其中精要的,这也给许多打着“佛号”招摇撞骗的功利分子很多有机可乘的时候,最终导致佛教思想在中国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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