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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眼里常着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去年那个幸免沙尘暴涂炭的春天,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如同一只陷在柔软沙发里的幸福的薯条,在CCTV4上看一场“世界杯”的现场直播:在义正词严的无齿大王萨哈夫将牛皮吹破时,一座座萨达姆的塑像和行宫被联军的坦克和欢呼的民众踩在脚下……当“军事专家”跺足捶胸为联军的一次次“失误”而怒其不争时,纯洁善良的女主持人立马满含热泪煽情地为无辜的妇女儿童而哀其不幸……一部活里荷大片原来竟也可以改编成一部现代版的《大话西游》。生活有时候就这样完美得令你感觉简直是有些不真实。
      果然隔岸观火的日子嘎然而止,我们的春天就匆匆被SARS填补了呼吸的空白。
      公司事务暂时被迫陷于停滞。我一个人被软禁在这个“不要脸”的城市。我曾试图逃出这种窒息。朋友在车站电告我,只要我一落地就会像驴一样被陌生人圈起来。如“北大荒”般的我只好每天坐着空荡荡的地铁去空荡荡的广场寻人看。除过城楼上的巨幅人像还显山露水,好不容易遇见的每个人都将美丽或丑陋掩在一块白布后――如雪后的荒野。一双双雪亮的眼睛如暗夜里的探照灯,警惕地扫描着眼前的人间距。
      在这“白色恐怖”的城市里,玉渊潭的可怜樱花自开自落寂寞无主,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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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试图将这寂寞日子安排得很阳光很灿烂――我在中午起床后去饭店吃罢早饭就去跑步。我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一口气跑到陶然亭,然后坐在石评梅的墓旁陶然地抽着烟,瞧一个“不怕死”的北京老头陶然地抖空竹。瞧腻歪了,我就沿着护城河,穿过一片绿荫迷离的同志树林,慢跑回客房。我坐在15层的阳台上喝着绿茶,一直看着北京的太阳渐渐隐没在暗黛的西山后。
      当一轮上弦月映上玻璃窗,一种不怎么曼妙的感觉还是随着夜的阴翳又一起蔓延……
      刚记事起,我就常见大人们驯驴:一只驴子度过天真烂漫的1岁后,就进入了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春期。最明显的特征是――见了同性跃跃欲试,见了异性蠢蠢欲动。眼看这只驴子就要背着一把吉他去流浪了,人类就会给它戴上口罩眼罩关进磨坊进行隔离。隔离期过后,这只驴子就再也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地尥蹶子了――它正乐此不疲地拉着石磨跟焊在磨盘上似的没完没了地转圈遛呢――你想不让它转都不行。
      就在这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驴)”境界中,幸有北京的“粪青”前辈给我支了几招: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
      如此这般,《乱弹》就在一台NB的硬盘中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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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由于出生(出身)的偶然性而被卷入的那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必然性而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历史。
      我家最大的“官”应是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再下属的生产小队副队长。忝为我家的第一代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我在翅膀稍硬些就阴差阳错地被“抛入了”“商品粮”的城市。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像所有的中国大陆农民一样,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留下来固然难免一死,但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从认识第一个字开始,我经历了广播(收音机)、电影、电视、书籍、报纸和电脑的出现和普及。这些“媚体”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元素,也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话语权的意义。在皇帝新装面前,大人们的逢迎或缄默是人生智慧,而童言无忌则是一种人性未泯的真实面对。
      “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情即使发生在昨天也如过眼烟云,有些事情已过经年却仍铭心刻骨。
      当张贤亮梁晓声老鬼们的“伤痕文学”对城市人进行“忆苦思甜”再教育时,始作俑者在沉默,农村在沉默……
      据如今披露的统计数字(《共和国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4000多万(超过北京&上海现有人口总和)之巨,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饿死的几乎都是守着土地生产粮食的农民。明明是一场伟大的“人祸”,却被掩耳盗铃者定义为“自然灾害”。不过说老天爷是个王八蛋更令人产生快感,反正它和“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不会说话。
      为何单单会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被剥夺。
      农民更是从来没有话语权的。而且他们的儿子进城作了文化人,为了极力迎合体制保证自己的前途,也很难为他们说话。
      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己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时至今日,我常常听人如是说:“中国人那么多,不死点人行吗?”“饿死跟老死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死吗?”“死了那么多,现在人口不是照样过剩吗?”……闻此,夫复何言!
      在西方人眼里,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中国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二战结束后,中国人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 而再看中国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又是何其残忍无情啊!
      这又令我想起斯大林语录:“死一个人很悲伤,死10万、100万不过是个数字罢了。”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需要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持时,那么这个人就是“伟人”了。比如秦始皇,比如朱元璋,比如希特勒,比如斯大林,比如……所以说,祸国殃民也不是凭谁个凡夫俗子就可以成就的丰功伟绩,那是伟大领袖的专利。同时这些悲剧又发源于一个民族嗜好自虐的劣根性。
      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曾有一诗专为这样的“伟人”而发。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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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我儿时,许多大人,特别是老人们给我讲那些“峥嵘岁月稠”的往事――当400多万军队吃着每月45斤洋面“激情燃烧”“军歌嘹亮”,当统治者们以“人民”的名义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当“文斗”“武斗”成为城市工商学唯一的专职革命工作。
      在大人物的视线外,被解放军解放的“农民兄弟”30年如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自己纺线缝衣纳鞋。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法种出的庄稼,大部分都“无怨无悔”地缴给了“祖国”,被磨成“洋面”喂不识稼穑的城市人,仅留下一点玉米高粱红薯喂自己喂鸡――鸡蛋用来换唯一自己不能制造的盐――而鸡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没收。
      当城里的知识青年到来时,农村人让他们吃最好的饭,干最轻松的活……3年后撒丫逃回城里的故乡后,他们还是说他们受了人世间最大的苦。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无偿援助,而且我们还“无偿援助”了国际社会主义国家200多亿美金。这些“援助”并非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是资助“红色高棉”们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和血腥统治。《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正像人们一边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又一边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新中国的历史本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却又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这都是怎样的历史悖论和玩笑!患上失语症的原罪又是怎样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所说: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我们都吃过一种很苦的药丸,当时我们却是当糖吃,因为它有一层美丽甜蜜的糖衣。
      如果您看过那本让人“害怕”的真正的书――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您一定会对那只睡席梦思喝威士忌的哼哼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啊,伟大的拿破仑同志……”
      亚历山大大帝来看望正在晒太阳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从此狄奥根尼再也没见过阳光,因为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狄奥根尼的经验是――“像狗一样活着”。
      在轻松的环境中可以收获优雅浪漫;在呆板的环境中可以收获幽默滑稽。
      雅典公民伊索讲过一个寓言:一群青蛙为没有国王而苦恼,便请求万能的宙斯给他们一个皇帝。宙斯将一块木头扔到了池塘。青蛙们被木头落下的声音吓了一跳,赶紧潜入水底。后来发现木头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青蛙们就爬上木头大叫。虽然他们不害怕“皇帝”了,但认为这样的皇帝很不伟大。无耻的青蛙们又请求宙斯给他们换一个伟大的皇帝。宙斯只好派去一条水蛇。水蛇每天都在吃青蛙,但青蛙们似乎很骄傲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皇帝。
      除过健忘,奴性更是国人自我陶醉的美德之一。对一个奴才(奴隶)来说,他最大的痛苦是欲当奴才(奴隶)而不得。鲁迅如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只有施虐狂遇见受虐狂时,一场悲剧才有可能成为一场举国同庆的狂欢节。让一个中国人从子民、草民成为公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不愿意呢。
      共产主义的先知马克思说:历史总是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是喜剧。悲剧的最高境界想必就是喜剧,而且往往越是正经就越是搞笑。比如革命的阿Q就不屑于王胡身上的虱子比他多;当阿Q为画不好一个圆而悔恨时,我们耻笑他笨得连一个圆都不会画;又比如一起使数百人灭顶的矿难悲剧往往被篡改为领导亲自批示救死扶伤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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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云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民间传说中对一个人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里,则是让他做农民。
      中国是乡村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本是氓之蚩蚩的草根文化。几千年来,中国历经了多少苦难,乡村的文化从未磨灭。士绅文化曾经是中国的精英文化,他们衣锦还乡落红化泥造就了田园牧歌的乡村。植根于乡村的文化支撑着民族的发展,构建着民族的脊梁。农民的达观知命、恬淡自尊和勤俭向上不能不令浮躁贪婪虚荣的现代人为之汗颜。
      一场不堪的“大革命”,一种叫“文明”的东东,使这一切“旧传统旧文化”都不复有了。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士绅,也没有了知识的乡村成为一片令他人同情轻蔑,令自己迷茫自卑的出处。这种迷茫自卑又令到乡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和家园。曾几何时,“农民”甚至成为一句不恭之辞。历史制造颠覆。不知沧海桑田会使多少曾经闪闪发光的流行词汇,有一天变得像“同志”一样暧昧。
      n年以后,中国肯定就会“城乡一体化”了。可惜黄土坡的窑洞永远不会享受到北京四合院的待遇。或许就像50年前扒掉永定门如今再重建一样,有一天我们将重新发现乡村。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幽默,就像是你得到了一部《葵花宝典》,第一页写着“欲炼此功必先自宫”。等你忍痛割爱后打开第二页,你却发现写的是“不必自宫亦可成功”。
      中国人是最幽默的民族。只有幽默才可以化解那么多的苦难,而苦难却正是一本正经的非幽默制造的。或许“文革”也不过是大人物的一个小幽默而已,不幸的是却被一群毫无幽默感的正人君子信以为真,结果变成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大幽默。
      村语云:“闹处挣钱,静处栖身”。当一切成为钱钱成为一切的时候,浮华喧嚣的格式化城市自然是众望所归了,还会有谁去考虑人生该如何诗意地栖居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大地。
      “文化”(不是知识)只对两种人有用:穷人和富人。对穷人来说,文化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快乐;对富人而言,文化是他唯一欠缺的东东。我们刚死了“穷爸爸”还没当上“富爸爸”,所以文化既非必需品也非奢侈品,而是乐色。
      佛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三生:前世、今世和来世。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忘却过去,透支未来,因为我们只活在精彩的今世。乡愁如同士多店免费派送的PV袋,廉价得成为一种白色污染,正随风飘舞在城市的街角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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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中国农民“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活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劳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淫威下”(胡风语)。勤劳并没有换来什么富有,或许勤劳本身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勤劳从来不是我们的骄傲与光荣,而是我们永远的悲哀与宿命。
      如果说8车道的马路塞车已成为城市繁荣的标志,乡村的落魄凋敝或是城市繁荣喧嚣的薮渊。爹娘费尽千辛万苦供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故乡的田园、村舍和祖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这大概就是我对城市永远难以去除的隔膜。
      正如病入膏肓的王明成在医院里求死不能,匹夫无罪的孙志刚却在城市的收容所里求生无门。当欧洲农民牵着牛涌向城市反对“全球化”时,中国农民正以生活为代价换得生存……
      我遇见过一个山西农民,他每次下井挖煤都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视死如归。当他的家人领到他的尸体和14000元“命价”的时候,又荣幸倍至地将他兄弟送入井下――每月600元――这接近拥有“北京户口”的城市人不用干活待在没有SARS的家里伺弄着哈巴狗不必唾手就可得的“最低生活保障”。
      我还遇见过一个湘西农村来的卖春女。我只记得她有一个上大学的弟弟。
      还有谁会在乎――当卷烟厂一掷万金请来韩国人都请不起的“皇马”时,烟农却无钱缴纳孩子进行“国家义务教育”的600元学费……
      当皇帝听说农夫没粮食吃时,嘲笑农夫竟然不懂得吃肉;当农夫用生命去温暖一条可怜的僵蛇时,农夫又成为“智叟”口中的笑柄。农民有农民的文化,与城市食肉者的思维方式从来就无法兼容。邯郸学步的农民被城市人定义为“弱势群体”,只是他们被永远地摆在了被定义被概括的位置罢了。正如我们总是认为脑子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但是别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的。
      当城市人在农村人面前筑起一道道篱墙的时候,或许忘记了他们用一双双粗糙黎黑的手每年给国家无偿贡献达2万多亿,他们没有医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退休……即使他们一样也是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也是终极意义上的生命。
      直到两年前我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圈养在作家协会和大学、当教授、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要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人类的这种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泡粪便还给大地。
      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农民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也要受到追究,甚至要枪毙,可是收容所的警察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需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
      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常常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人民”曾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我们都是人民这个大海里毫无差异的一滴水。数学上认为无穷小等于零,从这种意义上讲,你我都不是“人民”,我们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臣民和小人物罢了。如果说1949年前的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就让我们见识了人民的愚昧和疯狂。孙志刚们被执法者假法律之名活活打死在城市收容所,更彰显了“人民”主权下的个人的虚弱无力和可悲可怜。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我想,“政治教育”和“人民”的神话终结之日,才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平凡的公民拥有尊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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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是我暮春时节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她和音乐每天陪我在电脑旁,不仅是小说的第一读者,甚至是我的合作伙伴。她和我一样醒来在夜里。当我手指麻木地触击键盘时,她舞蹈轻盈在屏幕上,偶尔她还会呼朋引伴地与她的死党搂肩搭背……我常常不自觉地将眼神从文字移到她们纤若蚊足的触须上――她们不会晓得窗外的SARS……
      不久后的一天,一帮“生化危机”装备的居委会大妈敲开门……当我在一个中午醒来,小强们香销玉殒落红满地――小说正好在头天夜里写完。
      我那天看了n遍从网上DOWN的《唐伯虎点秋香》――周星星抚尸恸哭:“小强啊,我可怜的小强啊,你死得好惨啊……”
      “手心手背,狼心狗肺;老猫喝醉,老鼠开会。”――这是我们孩提时都玩过的游戏。这个游戏告诉我们:要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那样才安全,否则你就是出局者???
      我有一客户,身家不菲,属于所谓“出生赶上‘低标准’――营养没跟上;上学赶上‘大革命’――文化没学上;招工赶上‘下乡’――饭碗没混上;返城赶上干部讲文凭――腐败没机会”的“老三届”。当年拍案而起沉沦下海,20年大起大落尘埃落定,他已坐拥一个大型包装公司。他的事业是制造各种美仑美奂的乐色,从中他完成了原始积累,然而――他的生活并没多大改变。他并不像那些小人乍富的年轻老板一样穿金裹银,他极其简朴。而且他喜欢请人吃饭,席上他就讲什么是饥饿,直讲到大家不好意思下箸。席到最后,他又将残羹剩菜亲自分发到每人面前,当然他的最多,以身作则劝大家“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以他的“辈份”,众人也不好拒绝,只好体会一回北京烤鸭生前所过的日子。时间一久,竟没人愿跟他吃饭了。
      他知道他有强迫症,当然除过偶尔强迫一下别人,主要是自我强迫,简直是自虐。他的胃早已千疮百孔,疼痛发作时他从拎包中取一片玉米窝头急急吞下,竟能止痛,好不神奇!
      除过看电影睡懒觉发呆,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读书,直到最后我患上了读书强迫症。不仅是社会财经类,甚至连一本小说不强迫的话也读不完,这世界末日可就不远了。我想我永远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读者。正因为生活平庸,原指望能从小说中寻些亮色,结果差点没给那些写书的人累死。或许人家压根没打算给我们这些只具备正常智商的人看。
      小波君尝言:中国是盛产小说的国度。我不知这种“盛产”是不是如同山上盛产石头。小说不过是虚构的东东,而吃苦耐劳和满口谎话正是咱中国人的最大优势。我们唯一不放心的是那些不成熟的孩子,所以打小就教育他们“要听话”和“会说话”:听话要听大人(物)的话,说话要说谎话。长大的我们不相信电视,不相信报纸,不相信官僚,不相信爱情,不相信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甚至不相信自己。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年那么多哄骗巨著没有几个可以达到“阿Q”、“孔乙己”那样10分钟所给你留下的不朽。就连“一亿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 都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连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嘛。对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
      契可夫说过所有的狗都应该叫,想想我们都是在伟大领袖的教导下茁壮成长的一代革命接班人,洒家岂能袖手旁观消极革命。尽管本人的读写水品也就能勉强写好一篇中学作文,但遇见半途而废的书,和对我的忍耐力构成严峻考验的书多了,就有时想何妨自力更生DIY一回,弄一篇至少可以让自己看明白的东东,可以茶余饭后随手翻几页,甚至车上厕中,顺便奉送俩包袱,逗自己莞尔一乐,多好呀!
      我欣赏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完美感人的主人公,也欣赏作者那牧师般的传道精神,但我常常更为阅读过程的满足而欣慰。
      人生或许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中心思想”。打个不太恰当的譬喻,MAKING LOVE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伟大神圣的HAVING A BIRTH。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愉悦与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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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语录:一只狗在CCTV呆上30天也会成为名犬。我想一只狗要是被拴在电脑旁一个月,说不定一不留神也会敲出一个哄骗巨著来(要不现在书多得都没人看了呢),――更何况本人已经修炼成了高级灵长目分得清CD与MP3……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子逐而赋《离骚》,司马宫而著《史记》――孤独使人读书,更孤独使人写书。在SARS制造的孤独中,恬不知耻的本人制造了这篇半自传体小说――如同谈了一场疯狂的恋爱――浑然不觉信马由缰只用了7天6夜就基本搞掂了。只是没想到后来修改增删用去了我一年时间,好在我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小说背景假托西府,而非指现实西府。叙述言语上,我无意识地大体采用了故事当时的“语境”:
      大讲意识形态、泛政治化时代的语言形式,在现在读来或许有点周星星的味道,显出几分黑色幽默――准确的说,是红色幽默。这并非俺的功劳或过错。
      小说所用北方农村(非限于西府)的民间方言俚语与官方普通话略有区别。我在个别过于晦涩费解处加了括弧和文后注释。――这种“土得掉渣”的语言在新上市的80年代小弟小妹那里已经快“失传”了。
      按照中国教育之文理分科,我应属理(工)科,除过当年《语文》考试成绩略好外,几无写作基础。普京曾经评价自己农民出身的祖父:农民毕竟只是农民嘛。充其量我也就一票友,像一个躲在阁楼里演算代数方程式的数学爱好者。――业余的毕竟只是业余的。
      文以载道。在心里,我总以为文章的终极应是人性的关怀与体恤,和文化的熏陶与传承。人类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人文精神舍利。在书里,我看到所谓“革命”就是李逵在劫法场时用板斧砍下的老百姓的滚滚人头,而“政治”就是他最后不得不饮的那杯毒酒,“实事求是”的焦大总是被优秀的奴才们填满一嘴马粪……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因此文学本质上应是民间性的和人文性的。官方的史书给大人物树碑立传,文学则塑造着鲜活的小人物。真实的历史总是像小姑娘一样,被强权肆意打扮和篡改强奸,而文学却因其虚构反倒彰显出历史的真实面目。
      粪青有句名言: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它都是真的。寓言说,“真相”是一位赤裸寒冷的旅人,他总是被善良的人们拒之门外。上帝给了“真相”一件叫“故事”的外衣,从此“真相”被当成“故事”而成为人们的座上宾。
      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慈悲和忧虑,以及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也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黑暗和专制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更没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复活》中所体现出对弱者的悲悯同情和拯救。中国作家的人格过于渺小,多是逃避苦难,缺乏担当,趋炎附势,鼓吹暴力。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的人道主义写作应是文学最终的归宿,而悲剧的精神才是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中国历来的文字有官方的正史与民间的野史之分。中国传统小说正是缘起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史笔记。鲁迅先生断言,中国的正史从来都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真的历史在笔记和野史中。加缪说:小说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乱弹》或许也是一篇无稽之谈的民间笔记体小说。
      左岸是我信手拈来的笔名。我收藏有n张“左岸派”电影。据说n年前,海明威坐在塞纳河左岸的丁香园咖啡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构思他的《太阳照样升起》…… 现在,“左岸”(房地产)和“咖啡馆”已经遍及中国南北的大城市。只是在那里,举手投足仪表不俗的人们不谈发黄的文学――只谈咖啡的味道。
      起先小说的题目是《红旗下的蛋》。这个名字借自崔健一首曾被官方禁止公开演唱的摇滚歌曲。
      乱弹为秦腔中的一支流派。因演唱时以梆子击节,又俗称“桄桄”。一般乱弹也统指秦腔而言。秦腔因其渊源久远,号称中国戏剧之鼻祖、百剧之母。有趣的是,过去在北平(北京)也曾把河北梆子称作秦腔。其实乱弹不仅仅限于秦腔,它还包括二黄、京腔、弋阳腔、梆子腔和罗罗腔等,以区别于昆腔。昆腔属雅,为官方所崇尚;而乱弹则属于俗,流传于民间。以皮黄为主的京剧也系从乱弹演化发展而来,原属乱弹一脉,后尔洗去土腥妆点铅华已不可辨矣,一度曾经炙手可热,乃至成为唯一合法的“革命样板戏”。
      封面图为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书中的插图版画大多汲取遴选于上世纪50-70年代之流行出版物,如今已具文物意味。
      9
      还有一位牧师,他不怎么虔诚,却酷爱高尔夫。一次作弥撒时,他一时技痒就偷偷溜了出去。一杆出去,竟然击出一个漂亮的“老鹰球”,牧师大喜过望。接下去一连9击,均是一杆中的。想那“老虎”伍兹也不曾有过如此“世界波”,牧师快要乐晕过去了。天使觑见牧师竟敢在作弥撒时溜号,就去到上帝面前打小报告。上帝不怀好意地说:我已经惩罚他了……
      我想,冲动之下一蹴而就的这个东东就权当恬不知耻“到此一游”一类的信手涂鸦,既证明了无聊,又假装陶醉了自己。不过,如果上帝一时麻痹大意,竟还有人愿意和我分赃,甚至暗自窃喜――使我的阴谋得逞,岂不快哉?尽管我也偷偷玩了回高尔夫,打出了这篇经过斧凿演绎和重新解构的可笑“小说”,但却比这位牧师的水平差远了。
      我们的教育像是一位重度精神分裂的病人,一心想要将一个活生生有趣的人打造成“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对心虚阴暗的统治者来说,一条狗或一只工具当然要比一个人更有意义。
      我们曾经在道貌岸然的校园和课本中成长,背诵着“时刻准备着……”的誓言,我们又在高度世俗化庸俗化和公开信奉功利的老师、电视和无数陌生人中生活,如同《黑客帝国》中尼奥身处的“矩阵”,分不清哪些是虚拟,哪些是真实。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愚蠢的时代。看过一部电影后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无间道时代。
      此刻,在我心中回响的,只是北岛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只想站在人群中,听鲍勃迪兰唱《答案在风中》:HOW MANY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越走越远。
      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和大多数“人民”一样筚路蓝缕苟活在权贵主义的城市边缘,辛苦地坚持着一个小人物最后的尊严。我们终其一生如蝼蚁般劳劳碌碌自生自灭不惊波澜不带走一片云彩,正如这篇小说的情节一样清汤寡水稀松平常支离破碎。
      或许这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大家都想要的小说。想到这里,我不知道我对自己是否也像对这篇小说一样没有更多指望。
      10
      人是一种高贵的动物。“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
      人生从微观上讲是喜剧,从宏观上看却像是悲剧。长期的来说,每个一次性的人都在不可逆转地一天天走向死亡。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意义何在?
      “我思故我在”。每一个大脑发育正常的人都是会思想的芦苇。思想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思想并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它可以给你答案。我们常常假装思想,就像苍蝇从一个字爬到另一个字,假装能读懂一首诗。
      老虎不需要匕首,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所以傻瓜也不需要思想。一个不思想的人绝对是个圣人,但圣人偶尔也需要掰着自己的脚卜丫数数脚趾头用以消遣。
      据说人生在世,“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上至少一次,问得多了就有成为哲学家的可能。活着为了吃饭无疑是得分最低的一个。与之相对应,为了全人类的救赎或曰解放应是得分最高的一个。敢说这种话的人,或者如耶稣一般天赋异秉,能义不容辞地背负起十字架;或者如希特勒一般疯狂,旁人只好无可逃避地背负起他打造的十字架。假如上帝存心和世人开玩笑,让希特勒赢了二战,以他的坚强意志和德意志人的效率,或许真的可以打造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天堂――只不过在这个天堂里没有犹太人的位置。
      自称救世主的人太多,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我等肉眼凡胎实在难以分辩,幸好有耶稣和希特勒做前车之鉴――耶稣流的是自己的鲜血,而希特勒牺牲的是别人的生命……
      与死后被抛尸的斯大林相比,萨达姆真是不走运。当一身虱子的他被从狗洞里逮住时,联军获得了两件战利品:一支可以杀人的AK47;一本如何“合法”杀人的《罪与罚》。或许萨达姆也在思想:他这样一个全国人民100%爱戴的伟大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帝为什么要如此惩罚他?难道答案会在书中?
      《372》的结尾:佐格在灯下隐隐听见贝蒂说话:“佐格,你在写作吗?”佐格抬头答:“不,我正在思考。”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聪明人,甚至无比的懒,更怕动脑。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信奉吃什么补什么:吃肝补肝;吃鞭壮阳;吃面补心。运动员吃兔子;歌唱家吃公鸡;商人和政客吃果子狸……可我最怕吃猪脑。
      对有些问题不思考是愚蠢的,而思考则更愚蠢。或许王子与公主结婚也是一种悲哀,因为童话结束了,上帝死了――GAME OVER :)
      2004/12/25于深圳罗湖
      后序的后序
      2003年夏,客居北京的我偶然写了长篇小说《乱弹》。后在一位出版社编辑的鼓励下,我潜心进行了修改。在选题一审通过的欣喜过后,小说突然因“涉及敏感话题”而遭“枪毙”。这是当时为小说写的一篇后序,名字叫《小说DIY》。
      写小说时萨达姆还是伊拉克人民的领袖,写这篇后序时萨达姆已经沦为伊拉克人民的罪犯。如今不管萨达姆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世界已经懒得提他了。
      2007/6/28
      小说《乱弹》全文请浏览本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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