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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民间借贷及其管制

      文/黄涛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我国有记载的历史长达三千余年。而如果从民间借贷产生的渊源来看,则民间借贷的历史很可能比文献记载的要更为久远。例如原始社会部落成员间的食物互助即可以被视为隐性的借贷活动――那些缺乏食物的成员从部落中其他成员处“借入”食物,日后则有义务向部落中其他成员“归还”食物。

      进入农业社会后,受气候条件等的制约,从事农业生产获得收入具有季节性,但支出在整个农历年度平缓展开并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如丧嫁、祭祀等的影响,故而对一般农户而言,可能会经常性地面临入不敷出之困境。因此,春耕、青黄不接或遭遇饥荒等都会促成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

      至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工商业者也往往因扩大经营规模、调剂资金余缺等原因有强烈的资金需求,进一步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大规模的战争、王朝更迭、大兴土木等导致的国库亏空在无法通过征敛补足时也需要向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借入资金。可见,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相互之间联系交往的日益频繁,民间借贷活动也变得愈加普遍。

      民间借贷发展历程

      不同时期的民间借贷在表现形式、发展程度和借贷双方的社会构成方面不完全相同。其中,依据民间借贷的发达程度,可以将我国民间借贷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时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时期的民间借贷并不十分盛行,借贷形式多为实物(如谷物)借贷。在西周之前,民间借贷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完全以信用为借贷之基础。到西周时期,有息借贷已经产生,但还不普遍,仍居次要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后期,高利贷开始出现。据《管子》中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谷物借贷的半年利率甚至高达100%,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贷利率也达到20%。

      第二阶段为秦汉时期至隋唐以前。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行为特别是高利贷活动日趋活跃。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一边是因商业周转等需要催生大量的借方;一边是富商巨贾成为资金的供给方,结果必然是民间借贷的盛行。而一旦资金供不敷需,高额利息势所难免,高利贷也随之变得普遍。这一期间,民间借贷逐渐发展为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范围广泛,借贷数额亦很可观。南北朝时,贵族、官僚普遍涉足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活动,且由于佛教盛行,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寺庙和僧众往往也“出贷私财”。

      第三阶段为唐宋以降至新中国成立。唐宋以降,民间借贷已开始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高利贷盛行,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唐代,抵押借贷得到了较大发展,典当业的发展也已基本完备。典当品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也可以是人和牲畜等活物。典当业在宋代进一步深入到了农村地区。而且宋代高利贷独立经营者获得较大发展。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这些独立经营者利用别人的资本来发放高利贷。元代高利贷资本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借贷利率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很突出。到明清时,借贷形式更加多样,担保信用贷款、预抵押贷款等贷款形式相继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社会主义改造,民间借贷在我国一度趋于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前,民间借贷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一直较小,在形式上主要是私人之间的互助借贷,且多局限于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内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再次活跃起来,不少城市都出现了私人钱庄,并高息揽储和放贷。其后,虽然我国的正规金融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却一直无法完全满足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因以获得较大发展,借贷规模和范围空前。同时,为逃避监管和打击,相当部分民间借贷还转到“地下”运营。

      源远流长的民间借贷管制

      由于高利贷被认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历朝历代都针对民间借贷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常见的当属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之上限。在汉代,朝廷严格限定民间借贷利率,并对超过规定利率的高利贷者予以严惩。《汉书》中记载,有旁光侯和陵乡侯二人即分别因“取息过律”和“贷谷息过律”被免去爵位。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规定“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明代也曾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三分”,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清代大体沿袭了明制,规定“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

      除规定利率上限和利息总额外,汉代曾对放高利贷的本金课税。元代还曾规定禁止民间借贷回利为本,以避免借贷成本滚雪球式地增加。此外,宋朝的王安石还推行过“青苗法”改革,针对青黄不接时分农户极度渴求钱粮的情形,利用国家财政资金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在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的同时增加国家岁入。

      尽管采取多种措施,然而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对于抑制高利贷的效果并不明显。表面上看,这些政策似乎能够限制民间借贷利率和打击高利贷,但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资金供不应求的现实问题,加之高利贷牵涉面极广,而高利贷发放者往往财力雄厚,乃强有力之利益集团,这些政策措施最终往往沦为一纸空文。

      当然,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大力发展正规金融――是正确的,但官方直接参与借贷决定了借贷双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所签订的合约自然就无公平而言。从“青苗法”推行的结果来看,首先由于政府垄断放贷之权利,借贷利率并不低;其次,借贷手续变得繁琐,且往往要支付额外的“好处费”给胥吏;再次,因为关涉国家岁入,各地区都有一定的放贷指标,很多不需要借贷的农户也被迫借贷。王安石的“变法”最终惨淡收场。

      总之,民间借贷活动和高利贷在我国自古有之,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中,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较为动荡的时期,高利贷尤其盛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会带来对资金需求的大幅增加,而社会动荡时期则要求对借出的资金有更高的风险补偿,这二者均会导致民间借贷利率的大幅上升。而从历史上管制高利贷的实践来看,粗暴的禁止高利贷,宣布高利贷为非法并对高利贷者予以严厉打击,或者通过设定利率和利息占本金比例之上限等措施,往往难以奏效。与此同时,不论初衷如何,政府都不宜大范围地直接参与借贷活动。这一点对于今日中国,尤具借鉴意义。

      注:原文刊发于《新金融观察》,也可见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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