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父八秩大寿

      七绝 贺家父八秩大寿(五首)
      自古寒门多义士,从来时势造英才。
      二、烽火岁月
      出生入死寻常事,万里征途未息肩。
      春雨江南洗征尘,金陵十载蕴艰辛。
      四、国防科研
      东方巨响成功日,令我中华举世惊。
      都随流水逝华年,名利从来意淡然。
      己卯年二月(1999.4.6日之夜)

      尽管学习刻苦,但家父没能上到中学,而是未及高小毕业就考入了师范学校,完全是囿于家庭条件。当时上中学每年花用至少需五六十元,凭其家底根本无力企及。而师范学校是官费,不但免交学费每月还有两元伙食津贴。但师范四年才招生一次且名额有限,1932年寒假招生时全县只有40个名额,当时家父还要过大半年才能高小毕业 ,为了抓这个机会,他提前报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师范学校。如不做此破釜沉舟式的一搏,终生学业无望。 那一年他14岁,住校学习期间学生轮流值日做饭 ,供40人吃,每天要挑七担水。当然了,从童年起直到师范毕业后当教员,他的农活也基本没闲过。只不过当了实习教员后,他开始有了月薪八块银洋,一年后转正成为正式教员,月薪增加到十二块银洋。可就在他转正后刚刚半年,1937年夏季七七事变发生了。整个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学校不得不停课,失业的他,人生也因之发生了大变化。和平年代他最多不过终生为温饱而努力一生,而一遇上残酷的战争年代,他反而有了另一种机遇。
      听到这里,任何人都禁不住生出羡慕之情:“真光彩,真幸运,多么快捷的晋升!”,可要知道,这些荣誉、身份伴随的是什么?是危险,是艰苦,是伤痛,更主要的是责任、义务的承担。父亲回忆说:“光讲日常生活就不容易。吃饭,你得等别人吃剩下你才能吃,不能比别人多吃;睡觉,你得等别人都躺下才行,半夜还得起来几次查岗;行军,别人只管自己走,你得背着伤病员走,不能落下一个…..”
      “出生入死寻常事,万里征途未息肩。”除去日常的艰苦,生死考验更是无时不有,父亲刻骨铭心的有这么几次:
      “1948年攻克山西应县战役中,5月3日夜袭敌军刚返回,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也就是4日凌晨,敌机向我指挥部发起空袭,警卫员拉我出屋,我一听到炸弹的呼啸声很近,就断定出屋来不及了,于是将身边仅有的一床小棉被一层层裹在头上。屋顶炸塌后砖石、梁木一股脑儿砸在我头上、身上,负伤多处,但就是这床棉被减轻了伤势,使我免得成为烈士。而周围的同志都牺牲了。”
      最为危险的还是抗美援朝四次战役中,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细菌战,父亲带着部队路过伤寒菌传染病区时不幸感染发病,高烧达到体能极限的42度。他被护送回国,在天津住院治疗,昏迷状态中被置于冰水中进行物理降温,20多天才清醒过来,体重已降到了不足40公斤,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春雨江南洗征尘,金陵十载蕴艰辛。”1951年,回国休整的父亲所在的66军正准备二次入朝作战,突然一纸命令将父亲派往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告别了战场,又接续了当年的书香环境生活,父亲的特长得以发挥了。他先是当学员学习半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随后光荣留校担任了军院组织部的处长。军院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慧眼识人,发现父亲有教育底子,立即让他转行担任教员,先教党史课(担任党史教学组长),1954年春让他担纲前沿学科政治经济学教授会的主任,一直干到1961年7月。
      “戈壁安营瀚海行,运筹帷幄画图宏。”上世纪刚跨进60年代,父亲就被调入军委总政治部的国防科学工作部担任领导工作。常年出差、工作在外的他主要岗位是在核试验基地,经常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为我国的初次核试验而奔波。1964年,核试验进入了预演阶段。1964年4月4日,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和国家公安部联合提出了“三保三防”要求:保证人员纯洁,防止敌人在内部安“钉子”;保证核心机密安全,防止失密泄密窃密; 保证试验过程安全,防止发生重大事故。主持这次试验任务的张爱萍同志为此拟定以基地机关为基础,由各总部协同领导的方案报告军委。军委立即任命身为总政科学工作部副部长的父亲和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史进前分别担任试验场区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全面负责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他们7月5日接到军委指示后,7月7日就赶到了试验场区。
      1964年8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式批准成立了由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书记、父亲为秘书长的中共中央核试验委员会。同时又成立了由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共68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经过各方面一番紧锣密鼓的奋战,首次核试验爆炸“零时”定在了10月16日15时。1964年10月16日凌晨,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试验铁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接着,试委会六位负责人包括父亲先后签字“同意”。
      当时他们三位副主任在现场的想法,张蕴钰在回忆录中提及了:“即使发生操作不慎,使得原子弹提前爆炸,把我们一同来个‘太空葬’,那也是无上光荣的,因为我们毕竟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见证人和牺牲烈士。”看看照片上他们喜笑颜开的样子充满自信、自豪,就是明证。安装完毕后,他们安全回到观察点。这里已经接通了与周总理办公室的直通电话,人们在等待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刻的降临。到了15时整,倒计时秒表开始嚓嚓作响,随着指挥员的倒计时报数终止,念出“起爆”二字,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的蘑菇形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我们的核试验成功了!东方巨响,报告了我国走向核大国的举世公认的事实。正像我诗中写的“东方巨响成功日,令我中华举世惊。”由于父亲主管的保密工作到位,美国的侦察卫星虽然早就发现了端倪,但美国人始终未能得知试验的确切时机。
      事后父亲从未向家人提及他的这段经历,几十年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我才得知,而父亲当时还兼任着核试验现场摄影委员会主任,却没留给自己一张照片,这些照片我是在别人的相册里才发现的。
      不料第二年文革就爆发了,据《聂荣臻年谱》记载:1966年12月5日,为督促做好氢弹原理实验的最后准备工作,聂荣臻元帅电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副政委邓易非、副司令员张英和在基地现场的父亲:“这次试验,具有关键性作用。希望你们努力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然而不几天后,父亲就被打成“总政治部阎王殿黑分店头子”,停职接受批斗,直至永远离开核试验现场。
      然而又过去几十年后,首次核试验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了。正像自始至终参加历次核试验的邓稼先临终前说的:“再过几十年,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的确,当年的核试验委员会所有参加者,名字都是对外保密的,如今公开之后,在世的只剩下程开甲一人了。
      在全军干部里,父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毫不“偏才”,两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建树,上边我已提到了有关事例。论军衔,他是个“将军漏”,是个“兵头将尾”;论职务,他则是与将军们平起平坐,甚至高出许多将军。与1359名开国少将相比,他的职务要高出他们一半人。特别是在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这个位置上,他竟然是军委相中的“首任”,而几十位继任者却均是中将(第二任为开国中将蔡顺礼,接受他报名参军的人)甚至是少将。尽管如此,他却始终未被“将军团”接纳,后来又与1988年授衔机会擦肩而过,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独特地位。回顾1964年末,他确实被列入少将晋升名单了,军委档案中的记录也称他为“少将”,但并未能过了全国人大这道关。只因1965年初贺龙元帅向毛 提了一句“军队戴的那个‘牌牌’是不是该去掉了?”于是3月全国人大会上立刻做出了取消军衔制的决定。功亏一篑的他却对此毫不在意,一再说:“我与‘高干’不过沾个边而已,我的行政级别、工资待遇已比好多少将都高了。”在55军衔制后期,军队干部部门是以职务、级别、军衔三者来调节、摆平所有干部位置的,任何人不可能三项兼升,做得十分公正。而在外界人看来,军人的军衔好像是主要的、决定一切的,所以难免对军衔偏低者产生些误解甚至歧视。
      父亲从未教过我们任何腾达升迁或是投机取巧的本事,这样我们家的孩子总被人家看成是傻乎乎的。父亲的教子内容只有两方面:学真本领,乐于吃苦。就连孩子在外边受了欺负,父亲也从不计较、听之任之。父亲尽管一生坎坷,屡遭不公对待,但他却教育我们忠厚待人会有好报,整人之心不可有,还自豪地对外宣称:“我一辈子没整过任何人”,这话被相当多人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迂腐,但父亲不但毫不在意,还要让子女也这样做,因为“最终人们会认识一个人是好是坏”,这话我好像只是在乡间普通老农那儿听到过,父亲本质上也是如此。
      过完八十大寿的父亲看到这组诗后回信说:“生日过了,自己吃了碗长寿面就是,没有张罗。”直到去世,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好像这个人从未有过。“身教言传垂典范,高风亮节总绵延。”这就是他最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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