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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者、律师、记者介入之后,两地政府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玩弄司法,报复打击当事人。5月14日晚22点,靖边诉讼总代表冯孝元和陕北石油民企律师办公室工作人员仝宗瑞在西安下榻的宾馆中突然被榆林市警方带走;15日,定边县民企诉讼总代表张万兴、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诉讼代表王志军被定边警方抓走; 26日凌晨1点左右,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被榆林市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的罪名被捕,律师、诉讼代表6人被捕; 6月28日,定边县在“坚持以打促整顿,以打促接的原则下”,“采取强硬措施,全面接管油井”;派出的警车与张天渠、店房洼、樊学、姬塬等油区的近数千名群众发生10多个小时严重对峙,次日凌晨,榆林市派出20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与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当场拘捕12名群众,拖走几十辆汽车,占领油井。7月25日,央视“经济与法”栏目一自称“刘波”的记者声称“央视领导与该栏目对陕西地方政府野蛮违法的做法非常愤慨”,以采访为名,与榆林警方勾结为奸,在武汉诱捕维权代表冯秉先。
          第一期调查为期半月,由我们二人进行。我们谨对此报告所有读者承诺,我们的独立调查本客观公正之原则,不以任何个人、组织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胜于谎言与暴力。
         高智晟 楚望台
        
          刚到靖边,我们竟遇到了一场小型堵车。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遇到堵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有一支五十余辆的送葬车队经过。开车的师傅说,死者都是石油工人。“油井起火烧死的,都快一个月了。”
          我们带着疑问下了车。初到这里便遇到一次不幸,无法不使我们对油井的安全措施感到担忧。后来见到了几位原来的石油投资者,才知道事情的大概。事故发生在小河乡第三采区,死者共有两个,其中一个叫刘建,32岁,黄蒿涧人,是钻探公司三采六队的片长。另一个叫高仁虎的,24岁,临时看井工。本地的风俗是人死后七天内下葬,而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死者属于事故死亡,死者家属与钻探公司就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一直争吵到现在,两家死者家属各得到四十余万、二十余万的赔偿。
          “为啥(油井)在私人手里头没有这号事?我们打井的时候雇地质工程师选井位,雇专业打井队打井,雇石油工程师指导生产,雇专业的施工队测井,固井,注水,请来教授、工程师帮我们改进技术,井在我们手里永远不会出事故。”
          我们记录下的数字是,靖边地区油井私人经营的十余年期间,共发生不到十起事故,死亡一人;而油井被强占后两年余时间内,发生大小事故一百八十几起,死亡十余人。
          这句话使我们有了浓厚的兴趣。榆、靖两地政府强抢油井的理由之一是民间投资“干扰原油、成品油的流通秩序”。在下午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荒谬的论调。在这一地区所有民营油井被强占之后,正是权责不明的落后管理制度,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石油黑市。
        “黑市”指的是从油井上偷油转手出售。在油井私营的时期,偷油的情况极少发生,因为石油的产出量关系到油井主人的切身利益。而在油井被以“国家利益”之名强占、原来的油井主人被拘捕或驱逐之后,“黑油”迅速增加,“黑市”不断扩大。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可预料的结果,是六、七十年代大锅饭悲剧的再次重演,其原因以四个字概括,就是监守自盗。
          1、部分工人偷油。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井上偷油的手法有这样几种:一是偷石油。一根输油管长十几米,一次打上来的油剩在管子里的可以装几水桶;二是偷柴油。抽石油需要柴油机带动,在柴油机上做点手脚,就可以把“省下”的柴油拿出去卖。很多油井把柴油机的冲次降下来,或者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不开柴油机。
          上面说的这些在黑市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当地政府的“检查站”,也主要是为他们设立的。而真正的硕鼠,是那些强占油井后的管理者。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们,“老百姓用袋子往外背油让他们截住了,要往死里打,那些拿油罐车往外运油的,给他们放下一千几百块钱,他们就让过。他们知道你能弄一车油出来,肯定有后台。”
          我们很容易想象是什么人可以管理这些被强占的油井,也不难理解这些人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下把一车车石油运到油贩子手里。我们一开始不明白的是,他们怎样完成定产指标?一位知情者给了我们答案:这些硕鼠的文章做在油井测产上。
          “好比一口井产量是十吨,他们能给你测成三吨,剩下那七吨你就能拿到黑市上卖!”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部分黑市收油点,固定的有内蒙“四大队”、庙畔、靖边王家庙等地,小型的有靖边教堂附近、石湾、高家沟、水口潭等地。集中起来的黑市石油,被运到产油区的边缘地带进行私炼,私卖。就算是国有炼油厂也一样在收油过程中制造猫腻,如“榆炼”一等油价3300元/吨,表面看来这个数字虽然与其他厂定价持平,但将油卖给榆炼可以避开国税、地税等各种税收。
        高智晟 楚望台
        
        早晨我们雇了一辆车,从靖边县城到青阳岔去。青阳岔镇是靖边县最大的产油区,油井数量占该县的一半以上。石油工业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素有“陕北小香港”之称。
        路边零星分布着几块庄稼地,种的作物有玉米、荞麦、糜子和葵花。我们发现这里的玉米干枯瘦小,而葵花已经是濒死状态了,最大的花盘也只有手掌大小。“今年没有雨水,都是干死的。”开车的师傅说。
        而现在鲍师傅的另两辆汽车已经停运了。“现在不行了,我自己开车,几天都没人坐车,干一天赔一天,油钱还特别贵。”
        这段路上我们不断看到路边紧锁无人的房屋。鲍师傅说私营油井被强占以前这都是有人住的。“两年前这里热闹得很!”
        我们下了车开始找落脚的地方。镇民告诉我们,这里最大的旅馆叫西北大酒店,就在前面不远。
        这间屋子所有的灯只有一个床头小灯是能发光的。到卫生间拧开水管,水里带着一股油污的味道。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青阳岔的水都污染了,没法吃。原来我们是吃自来水公司的水,现在老百姓没钱了,交不起水费,自来水公司把水停了,吃的水都是二十几里外拉的。”
        “这个报纸吹牛扯蛋,断子绝孙哩。”石油投资者愤愤不平地说。
        匆匆吃过午饭,我们决定到油区亲眼去看一看。主要的油区在青阳岔以南大约三公里,油井大部分在山上。
        过了桥就到了山下,山前有块空场地,场地前有个“青龙坛剧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封了顶的戏台。外面贴了瓷砖琉璃瓦,看来很是光鲜,里面却是秽物遍地。剧场旁边有几个窑洞,里面供奉着各路说不上名字的神仙。从供桌上厚厚的一层灰来看,这些神仙也断炊很久了。
        路过的一位老农告诉我们,那是前两天发过一场洪水,洪水把坡上的积油冲到坡下顺沟流走。我们问油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他顺手一指前面的一个小山谷,说你们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判断对面的山崖上有口油井,因为山的这一面没有路,油井以为把漏出来的油排到这边来不会有人发现。我们决定到对面的崖上去,找油溪的源头。
        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发现后面有人远远跟着。我们想可能是有关部门派来盯梢的,就转过身喊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亮明了身份,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我是谁?一年前那口油井是我的!”他指了指几百米外的另一口油井。“那些土匪把我的油井抢走了,叫我做照井工!”
        我们跟他提起刚才看到的污染,他拉着我们往山崖的另一面走,让我们看几座山头围起的一个山间谷地。我们远远可以看见,这些山头上的十几座油井,下面都有长长的一条黑带子挂在山间。
        “以前油井私人管理的时候,没有哪个敢漏出一点油来,漏出一点环保(部门)就罚五千块钱,让你停产整顿。现在(油井)都归了政府,你说他自己能查自己?”
         高智晟 楚望台
        
        三日来在榆林、靖边就石油事件的调查走访,是一次难忘的艰难经历。这“艰难”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边远地区工作不便,而是我们走在路边地头,这里的人们看我们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惧。当我们笑着和他们搭话,告诉他们我们此行的目的,绝大多数人立刻闭嘴摆手,甚至问路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不禁想起《国语》里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在青阳岔一个没人的小饭馆里,饭馆老板对我们道出了原委。
         “哪里有手续,没有手续。抓那么多人要办什么手续。去年他们抓我的时候,我逃出去了,他们在街上说,谁知道我在哪里给两万块钱。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贾(经核实叫贾俊海)这些老汉,不就是因为多嘴被关了半个多月。去年光靖边县坐禁闭的就不下几百号人,你们外乡人没见过那阵势。土匪来了咱不怕,国民党来了咱不怕,没人能劲得上(方言,斗得过)这里的警察。”
         “实际上油井人家早抢过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状,像照(看管)狗一样照着你。就这样照着,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是想着点子拾掇你。他们找人装成记者,下来说是要采访,谁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抓走了。现在就算是真记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声。”
         一位公安干警通过投资人引荐,与高智晟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单独交谈。据他讲,自强制回收后到2005年5月,虽然有多次大规模的抓捕、打压,但仍然发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体上访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领导当时的决心是,将三百多名投资者(上访者)全部抓捕,抓捕后无限期关押,直到写下“保证书”后才可以释放,但必须保证两年内不离开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长杨勇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为公安系统内部反对抓捕的声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维权代表。
        “他们本来以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么证据就有什么证据,现在看来是判断失误。这些人很硬气,宁死不写保证书。”
        “抓人整人对我们普通警察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榆林人,我的亲戚里也有投资油井的。后来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这就是警察偷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出去躲。警察也是人,在家乡也得讲个人情。我自己就做过,没办法。”
        党治国先生的《陕北民企调查》中提到过青阳岔一个叫石秀成的投资者。到了青阳岔,我们想先找老石了解情况。在小饭馆里,我们向老板打听石秀成的联系方式,他说,“上访回来这个人就跑了,跑了两年了。”
        到中午,总算来了三个人,两个是青阳岔本地的,一个是外地来投资的,负了债不敢回去。他们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外地来的那个姓王,十年前带了六百万来陕北,赔得血本无归,负了一百余万的债务;一个年轻些的,是“王老板”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钱在油井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板”的债务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着外面几十万。
        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只是作为证据,不会公布你们的名字。他们嘀咕了一会,冒出这么一句:“你们真是北京的律师?”
        看来留下他们,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一下子发了火。“我们从北京跑过来搞调查,政府不会配合我们,你们也不说话,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
        王老板拘谨地又坐下了。我们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欠的一百万这辈子还得清吗?”
         “你还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着还。”我们说。
        “我不怕坐禁闭。啥都没有了我还怕啥,在牢里还能躲债主。我三个孩子,一个已经不上学了,那两个也是马上的事。”
        “他们也不是不敢讲,我们是怀疑你们是县上派下来的。只要你们能证明你们是真律师,我们什么都倒给你。”
        “认得呢。”
        他家离宾馆不远,有个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个仓库,人住在三口窑洞里。王老板的婆姨在院子中间支了块面板,准备给我们做面条。
        晚上,果然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我们开始了对投资者细致的访问。
        九月十二日于陕北青阳岔
        四、从“开门引凤”到“关门打狗”
          “投资油井之前一开始是卖豆腐,搞废旧回收,办修理厂,能挣钱什么都干。”
          “两年以后我把这口油井转让了,2000年冬天我和叔伯哥又买的别人的油井(114号),花了54万。钱不够,是房子抵押的。从农行,信合贷的款,二分利息。”
          “这段时间乡政府因为1200的扶贫费没交到,把我们的井停了。2年多一点抽了(指卖油)20万块钱,搞下来赔了40多万,连利息60几万块。这是第二口井。”
          “03年6月7号,政府把井收回去的。五六个警察开着车,把看井人的被子撇出去了。说再不走就逮你。给我兑现是按290公斤算的,兑现15万。我那个井当时价值90多万。一开始不服气,没去取,乡、县领导强行叫我取钱,我不取。我说我不要钱了,给你们。前两天才去取的。我现在欠农行二十多万,信合三十多万,自家亲戚十几万。”
          “03年8月去北京上访,开论证会。我们这一块去了20多个。回来县上抓人,到公安上罚了钱,有五千的,有三千的。”
          “这次没抓我,是因我没去西安上访。因为我浑身有病,胃病,糖尿病,高血压,去西安时我正输液呢。我是重点人物,被讯问了好几次。”
          “投资油井之前我是农民,2000年6月份,我们全家投资油井,我,我兄弟,姑姑,姑舅,连凑带借凑了五十几万,就在青阳岔承包别人的井。开始是半停半抽,晚上停机,产量不稳定。后来请华北压炼队用高能气体压力洗井,改造以后能出八百多公斤。”
          “第一口井回收20来万,亏了30来万。”
          “这两口井扣掉国税,一共给了我十来万块钱的补偿。我整个亏了八十多万,现在负的债有五十多万,这些都是高利贷,有三十多万是二分息,有二十万是一分五的。这个都是欠亲戚的。要是欠外人,早就活不下去了。”
          “7月份到西安上访,后来去的北京。今年4月又到榆林市政府上访了一次。回来以后(公安人员)天天找我谈话,问谁叫你上访的。”
          在《安塞县石油联合开发政策及管理规定》(塞发1995-47号)、《定边县石油开发优惠政策》(1994-4-8)等文件中,我们发现了如下条款:
          “凡对我县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开发以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等方面有支持、带动作用的投资者,政策予以优惠。”
          “对进入未探明区块勘探开发者,实行优惠和鼓励政策:开发者经过物化勘探和钻井勘探探明的区块,每平方公里享有3口油井(含勘探井)的长期经营权,其余探明区块按5:5的比例与县上共同分享。”
          “鼓励和扶持中外投资者在油房庄油区、红柳沟油区以外的六块油区进行小区成片开发。凡首家在上述油区开采的第一口油井除上缴国家的各种税费外,县上免收部分或全部其分红上缴利润。”
          ……
          “要坚持‘先接管,后清算’按期按标准接管油井,不论有多大困难,多少阻力,各县都应抽调足够的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强硬措施,把油井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接管过来,原投资者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留置井场,参与、变相参与或变通监控井场的和产经营活动。这是市委、市政府对各县最基本的要求。”
          “原投资者限期退出井场,各县接管油井后,原投资者及其雇用人员必须一律限期退出油井,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
          “政府现在好光景,
          志丹子长又重生,
          高智晟 楚望台
        
        世事万象变幻难测,在前几日的调查之中,我们费尽心力,行车二百余里,才能找到几个访谈的对象,总算没有陷入窘境。而今天一早,我们灰头土脸带着倦意刚回到宾馆,房间里的电话声即骤然响起。(我们刚登记十分钟,自己还尚不清楚这个电话号码)。下面记下高智晟律师与对方的通话。
        对:我找高律师。
        对:我是哪位咱们就不要谈了,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对您有用的消息。
        对:前黑夜(方言,前天晚上)我们三家吵了一夜……
        对:公检法三家。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主要麻烦在朱久虎。要是本地人,根本不需要三家讨论。当时抓人的时候是上级党委政府拍的板,他们拍板抓人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案子的最后出路问题,但公检法就得考虑。一般你要是沾点犯罪的边也好说,关键你这次朱久虎这些人连边都不沾。咱是搞法律的,该明白这些事情。领导不管那么多,但麻烦是公检法自己的。
        对:这次两次要移送到检察院,人家都不接收,上面就硬压着。这次检察院、法院领导很狡猾,他们就认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构成犯罪,就是不接收案件。检察院的领导明确表态说,要断可以,上面应该给个指示附在卷里。那个东西上边敢出啦?肯定不敢。这就僵到那了。
        对:现在吵了一黑夜出了个结果,搞了个折衷。朱久虎他们七个人不构成犯罪,检察院和法院也不愿意接收,我们就给这十三个人排了个名次,一半起诉,一半不起诉。冯秉先等前六名必须判,两院必须接受。朱久虎排到第十三名,但公安上这次是坚决听政府的,第七名至十三名这七个人由公安上解决,局长态度很坚决,说“你们不判,我们劳教他们。”
        对:朱久虎的劳教问题,市委市政府还要研究。好了,我就说到这,再见。
        上午,我们与从青阳岔赶来的王春林(化名)进行了一次访谈。老王今年63岁,是青阳岔农民,他是当地受害较重的人之一。
        “从93年后我开始(开车)拉油,到99年就买的别人的三口井,买井花了五十多万,四十多万是贷款,从别人那借的高利贷,两分的利息。”
        “2000年又买了三口井,五十来万。这是我们自己凑的。五个人集资,我掏了20来万,一口出三百多,一口出七百多。改造找的还是张工,又花了三十几万。”
        “03年的6月7号收的井,当时从榆林调来12县的警察,光武警有二百多,都带着枪,从镇政府出来,都把子弹推上膛。让各县的警察在指定的时间到靖边集合,集合后分派往四个方向,天赐湾乡,青阳岔乡,扬米界乡,小河乡。”
        “2003年9月份我们去北京上访,一共去了200多人。回来以后一个多月没敢在家。到我家抓我。我是一股劲(方言,一直)在和他们斗。买个东西也该两家同意,你有强权在手,就随便抢走?我死也不服。前年12月委托的朱久虎(诉讼),全体委托人第一次开会是在宝龙大酒店,有四五百人。”
        “原来的土地局局长叫王应付,这个人找我谈过话,他说‘社会黑暗,我没有办法,你要不签字,我就得下台。’”
        为印证老王的话,我们通过一些特殊途径,取得了一盘录像资料。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04年5月12日安塞县抓获48名上访者,召开“公拘大会”,将上访者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武警将剃了光头,身着囚衣的投资者双手反剪,使劲用绳子勒的镜头。
        “各原联营单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你们响应我县招商引资开发石油资源的号召,携带资金到定边开发资源。十几年来,我们双方互惠互利,友好协作,你们的投资在得到相应回报的同时,也为我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带动了我县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我县初步形成了以石油产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为促进县城经济大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县委、县政府代表全县30万人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而信末的祝福语是:“祝身体健康,全家平安,理解万岁,再创佳业!”
        高智晟 楚望台
        六、“我能给胡锦涛 写信吗?”
         王安的奋斗经历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16岁那年,我正上高中,学校要收3块钱学费,县城离我家有110华里的路程,那时条件不好,没有车辆,我步行回家跟父亲要钱。当时我父亲没有钱,第二天一早出门,吃饭时才回来,我知道他是借钱去了。他回来拿着一张两块的,其余的都是一毛一毛的。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我想学校往后还得要钱,家里供不起我还上什么学。我到学校背起铺盖就回家了。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班主任前后来家找了我两次,我决心不念书了,下煤窑挖煤去。”
         “那是个薄层矿,年产煤七千多吨。我在这个矿上从83年干到96年,这十三年我严格管理,搞技术改革,利润一年比一年多,十三年没出过一起事故。不要说瓦斯事故,就连骨折都没有过。96年乡政府一句话就把我的煤矿收走了,和靖边收油井一个样。政府收回去经营了两年,煤矿就破产了,矿上的设备全部卖了废铁。”
         “收走以后这些油井全部要倒闭。为什么现在不倒闭,一个是因为美国打伊拉克,油价涨了。收井的时候油价是一千左右(每吨),收回以后涨到两千四五,现在到了三千三。再者是他们把我们的油卡到脱水站,只打欠条不给票据,相当多的人领了款就把欠条扔了。这些油过去不计入产量,现在计入产量,实际上的减产也成了账目上的增产。”
         我们说没有问题,公民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是正当合法的,我们有渠道让胡 看到。
        敬爱的胡锦涛 :
        胡 ,我没有见过多大世面,但我懂得道理。政府抢民财,哪朝哪代都是不对得,我们没有犯罪,连小错误都没有,但我却是一个被政府常年追抓的人,原因是他们不让我告状,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最多时有几百人被关过,现在还有一大批向我一样的人被长期关在监狱里,就因为他们要告榆林市政府,我现在实在是没法活下去啦!我是中国人,您是中国的 ,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不知道您会怎么做,我希望您能帮助我。
        我原籍延安市子长县李家岔乡杜家渠村,在1996年4月18日招商引资后来到现在榆林市靖边县青阳岔镇,从此走上了开采陕北石油征途。也就是陕北石油民营企业家一员,当时政府政策非常好,你有资金、有文件、有合同、有证件就可以开采一个井位高达50万元,低达20万元,打一口井全部完工需要110万元左右,所以我带着600万元来到青阳岔开始打井,买过县政府卖的地盘,打过干井,打过出油井,在五年的艰苦创业下,到2001年秋节,政府通知停止打井,资金全部投进去了,还欠下了63.8万元的高利贷款至今未还。2003年6月7日,县政府私自毁掉合同,出动公、检、法保驾护航,荷枪实弹,采取先接管后清算的手段,抢走了我的三口油井,投资600多万元,只有仅仅的三口产油井,给了我16.7万元就拿走,这不是抢吗?还在榆林报上大吹98%的人高高兴兴拿走了兑付金,就现在您到青阳岔镇随便问一个人,陕北油田问题,留给您的一个字,就是“抢”字。他说收回油井利国利民,这不是上瞒中央领导,下欺群臣百姓吗?可悲的是民营投资者投进去了,贷款欠下了,油井抢走了。特别向我这样巨额债务,家里生活用品被债主扣走了还不行,天天债主踏破门槛,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躲债,回忆起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被胡宗南围攻时,他给周总理说:“我们现在需要天赐下这么个地方”,他47年就在天赐湾度过。我在去年农历8月14日,因上访靖边县政府围追赌劫和债务的逼迫,我含泪丢下父母孩子,离开妻子来到天赐湾度难,在这里写了:我需天赐地,天赐留我身。夜很长,伴随我和妻子在两地的是泪,担在我心上的是债,跟在我身边的是怕,生不如死。一个和睦、一个团圆的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这不是天灾,也不是人危。
        收回油井以是两年多了,度日如年的苦难生活陪伴我的全家,也陪伴这无数家庭,而政府官员在报纸上大吹,电视上播放,回收油井利国利民,把民营企业家十几年的血汗和业绩给官府挂彩,把扣在民营企业投资家偷税漏税压下来的产量作为他们增产措施,把民营技术人员才赶出油区,全部用来的是官府人员的亲代关系,余下来的原油是奖金,看井工偷卖黑油。致使在靖边周边的土炼油层出。这都是官员一体化操办,向如陕北三级政府手牵着手,背靠手中权,把黑手继续伸向广阔的人间,大规模的捞取钱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56个大民族华夏儿女不就断送在这些人手里吗?(详见陕北民企调查一书)现在谁人敢查,谁人敢说,这还不算,更造成人命死亡十几人,只不过就是政府抢来民营企业家不出力的钱,大把大把的补偿,留在人间和死者家庭是人死财散,寡妇寻汉。留在老人和儿女是一生悲伤,原因是没有实质性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技术,把民营企业抢回来,搞国有治,吃大锅饭,就是要回到五六十年代。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四五十年吗?证明一个问题,贾治邦伙同陕北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腐败邦,也就导致陕北民营企业家没有上访权,没有自由权,没有财产权,我们党的三个代表那去了。这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吗?这不是把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合资创新成一句谎言吗?再不要把天下有资质的人,向我这样搞的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离乡背母,泪水相伴。寸步难行,手无分文,成了一个还不起债的罪人,留给我的是绝望。
        这信在陕西内是寄不出去的,我邻近山西。想在山西去寄,但是,就连坐车费都没有,把这份信有高律师带给您,我知道,陕西省三级政府布下天罗地网把我打入监狱,这就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腐败的门敞开着。我入狱后也要您知道我一个民营投资者的家,也要您知道我的近情,要您知道全部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和摧残,知道陕北政府是一手遮天。
        十多年的事短叙难尽!您救投资在陕北油井的功臣,让这些人重回蓝天,建设陕北,这十年陕北天差地别,让这些人再翻一翻,不但搞好陕北油田,搞好全国油田,还要打出国门。
        此致
        陕北民营投资者 王 安
        
        九月十五日于陕西靖边
        七、“我不怕坐牢,牢里还有饭吃。”
        “我叫张绥林,今年50岁。在定边县城镇中心粮站工作,88年下海,当时搞豆制品、粮油议价,到94年,一共挣了三十多万,在县城修了一座房子,花了二十多万。95年开始倒绒毛,倒到97年底,挣了十几万块钱,让人骗了八万。到了98年开始买了一辆车拉原油,到99年10月份给贸展公司预付油款打了一百一十多万。该公司当时不景气,我通过法院起诉,法院把定油14号井、再就是定油1655号井66%的股份判给我,又给贸展公司代还了60多万债务后,定油1655号剩下的股份也转给了我。那时我的公司叫绥宏公司,是独资企业。
        到了2002年4月份,这口井就彻底停下了。这口井修井花了90多万。14井一直产油不高,几年徘徊在一吨左右,但是每个月都要修井,大修了两次。2003年4月大修一次,因为上部套管破裂漏水,找了好多专家,长庆的甘工,胜利的叫王明军,中原的陈克仁,姬斌。用的中原油田的修井队,花了70多万,当时修井修好以后抽水抽了两个月油才上来。抽完以后,6月28号政府将井全部监管,当时这口井产量上到3吨8到4吨2,这个可以到县钻采公司查报表。
        2001年12月10号买的海鸿公司的1514#井,花了230多万,也是三大股,法人代表是我,最后收井前产量已经到4吨了。这口井补了109万,刨过利息,三大股一人花了80万,每人收回了20多万,这口井我们一人亏了30万。表面是三个股东,实际上每个股东后面都是几十人,实际上有多少股东弄不清楚了。
        2003年,在1514号旁边打了五钻(1515),我们6个股东花了380多万,我出了二十四五万,这口井每天能出6吨多,但这些油一点都没有卖成,因为刚打出来就被收回去了。
        2003年收井的时候,贾治邦省长说了一句话,‘不叫老实人吃亏’,结果算下来,老百姓都吃了亏。我所有这些井一揽子算下来,亏了四百多万,主要是赔在1655和14井修井上。按去年年底一吨油1500块钱计算,所有的井凑起来我有日产6吨的股份,我就算他产3吨,算下来两年就能收回来。
        我家一共4口人,女儿23岁,西安交大毕业,双学位,英语过八级,因为债权人扬言要抓我女儿抵债,我女儿不敢回来,一人在外打工,只能维持生活,住的地方保密。儿子在西安航空技术学院上学,一直要双休日假期打工维持生活,学费没办法交。
        我借的朋友张少雄35万,霍起飞10万,马秀兰5万,王秀琴两万五,左廷虎两万,马占恩四万五,郭世雄五千,刘守仁两万,环保局姓屈的三万,王国栋18万,齐得福3万,黄治全8万,朋友的一共九十多万。欠我二姐24万,二外甥女40万,大外甥女17万,大外甥40万,我三姐夫刘登科40多万,他现在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工资全部还账,他们全部都是向外面转借,人家向他们逼债,还有我妻弟张林国,向外面给我转贷21万(他们院长5万,副院长3万,他的丈母娘3万,他们单位职工6万多)。我们岳父一万五,是跟我们照油井一分钱未拿,连襟的4万,他向别人贷的;我表姐在西安,10万;我表弟在米脂,六万五;再有我四姐,她是个寡妇,四姐夫出车祸去世,保账22万(幼儿园园长王彩云10万,城区办高俊娥7万,石凤英5万5),她本人的15万。她本身是大夫,吃过两次安眠药,都被看病的病人发现,才救了她的一条命,现在她还有死的念头。大体情况就是这么多,其他人还有几家,我一时想不起来。
        我们全家人的生命都被威胁着,我表弟说要抓住我,一劈两半,让我死无完尸。我婆姨现在神经不正常,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全家住在邻居家里两年多,当时说好房费一个月160块钱,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给人家。邻居两口子都下岗,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也困难,我觉得太亏欠他们。生活是好心的邻居朋友给点小米洋芋,在街上捡黄叶子吃,两年半了我们家只吃了三十斤大米,八十斤白面,五斤肉,大约吃了三千斤洋芋。一天三顿洋芋,煮洋芋,蒸洋芋。本来我是一个堂堂正正守法的民营投资者,现在竟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千古罪人。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我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为什么我能借这么多钱,因为我从来有借有还,我有信用。现在不是我不讲信用,是政府不让我讲信用。债务人老是要杀我,杀我没用啊,不如我死,找几个垫背的。我现在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话都敢讲,我不怕坐牢,起码坐牢还有饭吃。”
        “县长油公司:你司《关于对定长油1514#油井进行技术改造的申请报告(定长油发[2003]20号)》收悉,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认为该项目是依托丰富的石油资源优势,为提高开采效能,延长采油期限并经专家充分论证而进行的技术改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县政府的有关规定,现准予立项。”
        从张绥林的经历中我们看出,一个投资者的破产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不幸,它同时牵涉到了几十、上百个家庭。陕北地区是一个人情亲厚的社会,大多数民营投资者依靠这样一个乡土信用体系,集资投资。一旦这个信用体系全面崩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将无从谈起。陕北政府采取突然袭击,收归三权这种杀鸡取卵,不计后果的做法,是否该对其后果有一点反思呢?
        九月十六日于陕西定边
        八、“上面要检查,你们一定要配合好。”
        王富是定边县人,今年41岁,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他已经在外逃亡了一年多的时间。下面是我们记录的与王富的通话内容。
        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到处东躲西藏,每到一个地方藏下来以后我就出去像做贼一样买一袋子馒头,馒头都不得海开吃(放开吃),一天只能吃两个馒头,因为不知道这种日子还得过多久。
        2002年终于通过政府批准,我们决定开始打井。当时政府批准的是两口,实际上我们打了三口。这三口井总共投资五百多万元,当时有两口井出油还可以,一口井不出油,但是你知道,这三口井打好以后就到了2003年。定边和靖边的地理结构还不一样,定边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比靖边多一倍。靖边打一口井一般在一千米,定边一口井深度在两千多米,五百万的投资都是借来的,可刚刚出油就被政府强行收走了。补偿才补偿了249万。我们当时是一大群人凑钱,当时我们想的目标可是够宏大的,我们在打这三口井的同时又到处借钱和别人合资,买井,也花了不少钱。我刚给你们提到打井花了五百多万,还有买来的井。买15**#井花了197万,9**A井花了62万。连打井花费到买井花费,到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当时我们请了一大群技术人员,实际上是国有公司出来走穴的,因为我们准备长期的干,所以不惜血本,连打井买井到技术改造,总共花了800万元,实际上我们赔的最惨的就是15**号井,你想买这口井就花了差不多二百万,听了技术员的建议,改造它又花了70万。这口井给我补了多少?说了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补了19万。前年的强制回收我总共获得补偿是339万,而我这几口井要卖的话能卖到一千万左右。我们投进去的可是八百万啊。就在2003年4月份,由于大家都不知道要收井,还有人提出要买我的15**号井,给价给了400万,我不卖。当时来买井的人也是行家,他们说光这口井的设备就价值九十多万,都是新设备,但是他们才给我补了19万。高律师你们现在在靖边,靖边的回收过程你们也知道了,拿着手铐脚镣去回收的,定边的回收过程还是比靖边文明的多,他采取的办法是突然一窝打尽。
        然后大家都出去打电话,电话打完后刚才讲话的县领导就不见了。长庆油田的领导拿着私营投资者的花名册挨着个问交待好了没有。等全部问完后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这时候两边门里进来的全部是警察,都带着钢盔,拿着枪,门口站的武警手里还拿着手铐,说按照上级的指示,今天起要强行接管私营油田,今天就必须在同意回收的文件上签字。今天签字,补不补偿,补多少,明天再说。从现在起得委屈你们一下,在没有签字前谁也不能回家。大家可能一时还有点想不通,没有关系,咱们慢慢来。现在愿意签字的人,签完就可以离开,不愿意签字的人,我们给每个人都配了两个刑警做具体工作,这叫结对子。不愿意签字的,一会就由你们的对子带你们到办公室去做工作。
        我在刑警队被关了两天。你看给你做工作的警察不慌不忙,我突然离开了我投资百万的油井,以前是一个小时我都不离开,现在已经是两天了。从势头上看你不签字他就永远不让你走。我几个油井啊,我急得要命,两天两夜没睡。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想百万的资产,不可能这样就接管了啊。因为你知道,这可是抢劫啊。哪朝哪代也不可能这样干。老百姓的财产不能说抢就抢,我想这可能是哪里弄错了。由于我放心不下我的油井,你不签字,永远被关在这。你根本无法知道现在外面发生什么。百万的摊子,我要是不在,不就乱套了?我就签了字。
        这几年许多人为打油井,管好油井,把家都搬到井上住,你最起码应该把我们个人的财产和生活用的东西给我们。这时候你才发现找谁都没有用。你找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也做不了主。我们连铺盖碗筷都没有了。这群狗日的他抢你百万财产的时候就有人作主,可你想要回铺盖碗筷的时候就谁都作不了主!
        今年(疑为去年)5月10号开始上访以后,榆林市公安局就开始追捕我,我就没法回家了。头两个月他们是一辆警车在我家门口二十四小时蹲守,弄得邻居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大罪,都不敢跟我们家往来。但后两个月情况就变糟糕了,公安不在我家蹲着了,但是他们经常半夜突然闯到我家里,家里人都快疯了。我婆姨得了严重精神焦虑症,医院都有证明。父母急得住了院,女儿上初二,每次半夜公安来过后全家人抱头大哭。我现在所有的家产,三处房子都卖了,连妹妹的房子都让我抵押贷款了。因为我没钱,没法给债务人打电话,公安抓我,我又不敢回家,债务人就认为我是躲他们,经常到岳父家里面去吵闹。我实话告诉两位,我对告状还是不死心,所以现在还没有捅乱子。如果有一天你们不愿意管我们的案子了,我就要去杀这些狗日的。因为我现在本身已经生不如死。
        
        九月十七日于陕西靖边
        九、两位“老干部”的来访
        “我们所掌握的现在领导的腐败证据,要讲出来恐怕连中央领导都睡不好觉。我今天只是想看一看,咱们再说。榆林市、靖边县的腐败问题,老百姓谁不知道,你们随便在街上问一问,谁不晓得?榆林的腐败问题是全国最严重的,我们这的人都这么说,连三岁小孩都晓得。我们这的县委书记马乐斌,前几年老百姓叫他马三亿,现在改叫马七亿了。要是叫马书记,很多人还不习惯。榆林、靖边的主要领导,哪个资产不上亿。这几年打油井的没有一个不清楚,不管谁要打井,他不是按照程序办申请,多年来都是靠书记、县长批条子。我们国家的腐败,就腐败在批条子上。批不批,没有个标准掌握,只有领导心里清楚。他们怎么掌握,我不说你们也明白。
        这次回收得利的,都是大户;你看这次上访告状的都是什么人,一家大户都没有。我这里有一份不能公开的文件,这个老板和马书记是合作关系。现在那些上访告状的,不服有一半是因为这。价值一百万的井只给你补十五万,财产、设备统统不补。榆林市的回收文件也提到回收财产和设备是无偿的,但很多大户回收时就不是这样。这些大户不但连财产、设备都按照远远高于实际的价值给补偿,连购买设备的款都按高息给付了。我手里这份文件是县委、政府四套班子制定的,我现在不敢给你们。
        那些告状和上访的投资者,他们的设备是不补助的,这家公司补助了两千万。但他们很狡猾,领导知道这么干是犯罪的,所以凡是给他们关系户的补偿,他们都特意以四大班子的名义制定决策文件。目的很明确,这样做了将来个人都不会承担责任。个人最严重也就承担个领导责任。但我认为,就是这么干才留下了犯罪的证据。因为这次回收有统一的文件。对具体的人是不需要再单独制定文件的。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那些告状上访的,他们给哪个下过这种文件。这次回收过程中市县主要领导捞的钱,老百姓一百年都不敢想。快要回收前,投资者都蒙在鼓里,可回收的事他们领导心里清楚。许多领导通过权势,把外地来的投资者都挤走了,挤兑他们逼着把井低价卖给指定的人,回收后高价补偿。
        你们两位刚来几天,过几天来找你们的人更多。你们来了几天了,是不是也去调查一下他们是怎么回收的,我今天也想给你们发一发牢骚。我们不是投资人,但实在看不惯。现在的领导手段够狠的,人家的胆子也比我们那时候大。说做什么他们就敢干,说要回收,他们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出警察抢。实际上机关干部里面也有很多人看不惯,他们一下子把榆林十几个县的警察武警都调出来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全到了靖边指挥。我们在靖边住了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大阵势,怕人捣鼓(方言,吓人的意思)。整个靖边县一下子来了几千警察,个个都背着枪。谁见过这海势(方言,大阵势)。那时候吓了我们一跳,以为是敌人又要打过来了。街上到处都是警车,一天到晚警笛哇哇的响。”
        高智晟 楚望台
        
        到榆林刚住下,就有人来找我们,来者称自己是市委的,已在那里工作了近20年,来者说要与我们谈些“内幕”,他自报家门后又让我们一定要在调查报告中隐去他的真名。
        我参加过五六次油井回收的市委会议。油井回收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的身家官位问题了,他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后来必须掩盖他们的腐败问题。97年以前县上可以批(井位),97年之后只有王登记可以批。后来市委书记周一波坚决要收回油井,王登记不想收,因为不回收对他本人有利。
        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来了个辽宁人叫尹忠,投资几百万承包了靖边县炼油厂;后来当地地方和他不知闹了什么矛盾,尹忠上访,准备告状,把人家关了三年,根本没有审判,最后又把人放了,说只要来榆林就抓。几百万的资产都没收了。
        榆林是陕西上访最多的地方,从2001年以来,尤其是礼拜一,政府门口都能被上访的围满了。他从来不解决问题,现在信访条例规定上访不得超过五人,人多了政府就抓。
        靖边有个财政局干部王,因为油井上有偷税漏税的,向县上反映,领导不光不处理,还认为他多事,最后逼得他上吊了。今年5月8号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有批示,要求严厉查处,但是还是没有查处,说找不着人。冯秉先跑到武汉能抓住,几个靖边人抓不住?
        榆林市党政机关还参与大规模炒地皮的活动,三岔湾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几百块钱从农民手里把地买来,光榆林市纪检委就买了四五十亩,卖给开发商,当成福利分给干部,每人分了二十多万。
        这几年榆林市的领导,孩子在国外上学的有四十多人,不仅是大学,甚至是初中。原组织部副部长,现政协副 张,两个女儿都在国外上学。榆林公安局局长杨勇,孩子在加拿大上学,已经两年了。这是明摆着的腐败。在外国上学需要70万的保证金,每年还需要十几万,这钱哪里来的?
        榆林现在的情况是天天有人上访闹事情。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还有,你们可以过去看看。”
        “青春献给党,我们要吃饭!”
        9月29日于陕西榆林
        十一、“打狐子为皮,抢油井是为了井,为啥把我丈夫关了?”
        “我们都是买的井,绥德人打的井,守不住了卖给我们的。从99年到,断断续续买了三口井。全都是我丈夫做主。第一口井投资是九十多万,有十几户股东。这钱都是种粮食攒下的。在那时候一袋面粉十五块钱,我们吃不起,吃自己打的黄米。我们自己家里没钱,我哥哥在铜川上班,跟他借了四万多块钱。是99年买的第一口井,买的是青阳岔赵大(赵耀强)、赵三的。高产井,一天能出十一吨多。
        井是大股东管了,我们只有四万(的股),管不着。算下来,这四万块钱赔了一万六。我们一大家人投了十万块钱,我们家是四万。油井出油以后两年以后不分红。我们最后只能是堵着路,不让拉油车过,说不分红不让拉油。最后人家没办法,把油井折给我们了。我说要签合同,三天之内分钱,三天内拿不出钱,井由我们来管。他们说三天太紧张,七天吧。这七天我们一直守在井上。到第七天,老板(赵大)来了,没拿钱,说这口井作价三十五万,你要不要。他知道我们没钱,才说这个。我们就回去找亲戚,婆家的亲戚,娘家的亲戚,十几家人,都去贷款,我们自己家担了五万块。都是私人手上高利贷借的。
        油井接过来以后,降产到一吨八了。油的质量很差,点不着火。当时别人的油一吨七百多,我们的油五百都没人要。后来我们找的洗井队,花了四千八百块钱洗了井。洗完以后就好了,我们就开始卖油。原来的路不行,没法拉油,我们又重新修了一条路。这个井给我们挣了一万多块钱。
        两个儿子天天开着小油罐车到人家的油井上,把人家漂的废油收起来。全家人都是油疙瘩。三口井一口出四百公斤,一口六百公斤,还有一口出两吨一。到了2003年回收的时候,我们还对外欠着一百一十万。
        那时公安全部下来,把我们井上的人全部赶走了。那时候我正在弟弟家给干部做饭,什么都不知道。刚把米饭做好,菜还没炒。突然我当家的和一群打油井来了,说你们抢我们油井,我们也不让你们吃饭,就把做饭的家伙全扔了。
        我们副县长叫张林生,给我们大队打电话,说不抓了,回来领补偿,一吨三十八万,不收税,早领一天奖两千块钱,让外面的人回来。这一下把四十多人都骗回来了。公安的让村里的人盯着跑出去的,说谁给提供线索奖五千块钱。我丈夫七月初九回了村,不敢回家,第三天还是让公安抓住了。
        这次把我丈夫关了一个多月,关到二十几天的时候财政局的郭叫我把井上的账拿来要算帐,说要给我们补一点。我当时没有和他客气,说你们打狐子为皮,抢油井是为了井,为啥把我丈夫关了。你现在让我算帐,我一个婆姨女子什么都不懂,要算帐也必须等我丈夫出来。他说可以把人拉出来,账算了以后再关进去。我说我不答应,既然账算了,油井也归了你们去,你们得把人放出来。不放人我也不跟你算帐,我们一家要杀要剐由得你。
        然后公安就把我丈夫拉到县政府指定的算帐的地方,又打电话叫我们取支票。四口井补了八十多万,又扣了十八万说是所得税。我们不签字。郭、张林生还有乡政府的乡长,包(干)我们一家,说是到期不签字就处分他们。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弄了我丈夫的身份证,他们签了字,逼着我丈夫按了手印。
        (去年)农历八月十一把我丈夫放了,押了五千押金,罚了两千块钱。只开了押金的条子(收据),两千没有条子。我丈夫回来说,把他抓走那天,给他上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开着车又去抓他的弟弟,结果我们家老二跑了,没抓上。
        25号叫我们送铺盖,我们才知道我丈夫被抓了。因为添了个孙子,儿子就想他爸爸了,就偷偷给人送了两条烟,去看了我丈夫。30号才给我的拘留证。我不懂法,但人家告诉我这个应该是24小时之内给我的。6月21号正式逮捕的,7月2号才给的逮捕证。
        现在我们有个孩子工作了,每月工资六百块钱,自己还得赁房住。想种地,地也没有了。借的钱都是亲戚套亲戚,都是穷人。我现在欠钱这么多,丈夫还在禁闭里,我没有主意。”
        高智晟 楚望台
        
         2002年7月17日,原靖边县财税大检查办公室职员王英奎在自己家中的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此后《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法制与社会》等媒体来采访此案,都被地方政府或逼或诱,压住不发。王英奎为什么自杀?地方政府又为什么千方百计掩盖此事?
         马芳是靖边县人,也是王英奎的亲戚。1998年6月,他与银川人张云良合伙,承包了杨家沟的靖新36#油井,约定承包期为四年半,每年承包费四万元。二人签订了《关于靖新36#的承包合同》,并注册“靖边富田石油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是张云良。
         张云良拿到长庆油田收购油井的第一笔款项200万元后,当晚逃离靖边。马芳与未收回扶贫费的杨家沟村民迅速找到周河镇政府。镇政府将此事汇报给县领导,陈副县长指示村民挡井,阻止油井生产。僵持约十个月,杨家沟村委会与长庆油田三采厂达成协议,三采厂付给杨家沟村委补偿费、看井工资共计54760元。马芳应得的股份与村民应得的扶贫费依然未付。这一期间,马芳不断向政府申诉。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组认为张云良偷漏税费严重。调查组发现,张云良通过与油气办勾结,瞒报产量,从而达到偷漏税费的目的。下面是油气办(现为靖边县石油化学工业局)与调查组对36#井分别测产得出的数字。
        油气办测得产量 未测产 3.76T 1.8T
        调查组调查产量 1T 10T 7T 5T
         国税(万元) 地税(万元) 财政杂项(万元) 合计(万元)
        已征 6.14 11.31 9.49 26.94
        该报告最后提出三点县政府应解决的问题:
        2、 采取强制措施,解缴富田公司偷漏的一百七十余万元税费,挽回国家损失;
        而在王英奎生前写的一份申诉材料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字句:
        (一)张云良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开始每天好几个汽车拉的卖黑油(四月十五日六个车为张云良拉的卖黑油途中被新城派出所查住罚了三千元了之)一直卖至十二月才办理了营业执照,真可谓神通广大。
        (三)今年(指2001年)四月日产仍然在五吨以上(有王沛甫接井后的日产记录,五月二日5.8方,五月三日5.4方,五月四日5.94方……)竟能在2000年元月开始就按1.8吨的日产缴纳各种税费。
        王英奎在这份申诉材料中提到,他曾多次向马乐斌书记、孙存军副书记、陈俊儒副县长、张林森副书记等领导送去书面举报材料,如石沉大海,数月无讯。
        “由于甲方(马芳)受骗,形成官司,当今社会需要活动资金,给县有关领导,乙方(王英奎)暂拿甲方5万元人民币,如果官司败,乙方给甲方退还5万元。”
        2001年,马芳请罗有录律师代理,在靖边县人民法院起诉张云良。张云良请宁夏银川市律师常君宝来靖边找罗律师,宣称张云良准备拿出一二百万摆平靖边的事情。
        后来马芳带着王英奎写的材料到北京,机缘巧合遇到在中信办工作的榆林老乡,这位老乡将马芳介绍到中纪委。马芳还不放心,先后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而在一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国庆节,马芳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写的是:
        信里夹着的,赫然是一颗子弹。
        高志晟 楚望台
        
        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对于陕北地区的投资模式有一句精辟的论述:“一口油井就是一个合作社。”农民多以亲族为单位,募集打井所需资金,一口油井可能牵涉到几十甚至上百户人家的资金,这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常见的模式。而今天我们认识的一位投资者,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传奇式的创业故事。他生在普通农家,靠极为艰苦的努力起步,曾经身家千万,却在油井事件中倾家荡产,负债几十万元。
        “我从起步说起。我七零年当兵,进了国防科工委在甘肃马兰的基地。七五年复员,没地方去,又回了靖边。
        到了冬天自行车没法走,我们那里产柳树,我又拉架子车,拉柳椽子,一车四五百斤,拉到宁夏盐池县,到那个地方卖了换成糜子,再拉回靖边来卖。从靖边到盐池四百里,来回将近八百里,两条腿拉着车走下来。从七五年到八一年,每年拉上一到两次,上去车沉,大概四天半,回来车轻,大概三天半。
        八七年的时候有了宽裕,我就盘算着做生意。雇不起别人,就自己干着。那时候靖边流行倒羊皮羊毛,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内蒙宁夏收羊毛,带回靖边来卖。一年多我这一项挣了十几万。八八年我骑摩托,七百多公里到内蒙磴口带了六十斤羊绒,回来的时候摩托车翻到沟里,在医院昏迷了七天七夜。
        “九三年春天,北京国防科工委我的老首长到靖边来打井。那时候他打井,叫我给他拉油,我就买了四辆车雇人帮着他拉油。他的井油质好油量高,国家给的价钱也高,他分给我的也多。那年我一边养鸡,一边拉油,一年多挣了四百多万。”
        九六年我个人资产已经到了六七百万,西北远望公司、靖边县人民武装部各和我合伙打了一口井,一口井(日)产两吨多,一口(日)产八吨多。那个时候油价相当低,八百多块(一吨);那年年底部队改革,不让他们参与打井,人武部就让我把合打的井承包了,外加人武部自己的一口井和远望公司的四口井,承包期是六年,一次交清承包费。人武部是十一万,远望公司是一百三十八万。九六年底到九七年底,油价翻了一番,那段时间我纯利润收入了七百多万。
        那时候是雇长青公司的打井队打的井,他们技术有问题,这二十一口井总共才产一吨油。我只好拿以前的油井抵债,算下来我损失了三千多万。政府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说是给补偿,可是到后一分钱都没有补。
        那时我还有两口井。零二年十二月份政府强行和我们签了合同,合同主要是两点,一是说让我们再经营两年,二是两年后无偿把油井收回。我们算了算,再经营两年还能差不多收回资金,就没有硬抗,但是几个月以后政府就把油井抢了。那时候我两口井的产量是三吨三,按政府说的补偿标准应该是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拿到了十八万。
        
        “老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身高一米七五,体重还不到九十斤,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知道监狱里边什么样子。老冯要是年轻,我就不让他出来,让他在牢里坐着。可是我怕他坚持不住啊!”
        “如果陕北民企最后一名代表冯秉先能够得以释放,民企投资人至少能保全部分人权。”
        “榆林市政府能否释放全部民企代表并妥善解决陕油事件遗留的经济问题,将检验党的执政方针在地方能否推行,将会直接影响民众对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前途的信心。”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陕北民企代表的前途,敦促榆林市政府尽快释放冯秉先。”
        高智晟 楚望台
        
        刘建云已经在外逃亡了几个月,昨天刚刚偷跑回靖边,今天下午他找到了我们。他说自己现在还是被追捕的对象,没有脱离危险。我们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打后边两口井的时候款不够了,我个人又贷了五十多万高利贷,都是一分五、二分的息。2002年8月我开始打第三口井,井号是1552,请的是长青的打井队。这次成功打出了几吨油,尝到甜头了;2002年11月准备打第四口,款又不够了,我又高息贷了八十万。当时这口井也大成功了,出油达到十几吨,但是稳产时间不长。这口井井号是3013。
        到了02年冬天,3013号井下出了问题,没法继续抽了。2003年3月份,县政府给我办了技改手续,我又贷了60万,在3013井上又打了一钻。03年5月13号开始抽,这口井产量很高,日产有30吨。十天以后,这口井就被抢走了。
        5月23号开始收井,县政府派干部进入井场,每个井场两个人。当时榆林政府发了个55号文件说是无偿收回。这个文件当时说要先接管、后清算,一步到位。
        6月份我们就产生了一次大型上访,有两万多人到定边政府,政府不管;后来去了西安省政府,去了三千多人,政府也不管。
        我那口30吨的井(3013#)给补偿了二百六十万,实际价格按当时的油价计算可以达到一千七八百万;那口7吨的井(1552#)实际价格四百多万,补偿了六十三万;那口十吨的井实际价格六百多万,给我补了五十九万。
        定边县派出三路人马出去抓人,一路新疆,一路宁夏,一路北京。到抓人最厉害的时候,银川飞机场、火车站、往陕西走的公路路口都有榆林公安盘查,一个公安身上带着好几副手铐。这是因为市政府给县上下了死命令,说必须在7月28号之前让我们把补偿款全部领走,不领走就让他们全部自动辞职。领钱的时候要在公证书上签字,代表同意补偿。
        8月2号我去找县政府,写了材料给他们,要求重新考虑我的补偿。他不加补偿,逼着我签字。我签字的时候两边是刑警队的,一边站着一个,不签字就要抓我。我逼得没办法,只能签了字。我是一边流泪一边签的,财政局的干部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原来雇着十个看井工人,政府把井抢了以后说让他们每人交两万块才能重新聘用。钻采公司这些领导都有招工的指标,其实就是一个人分了几万块钱。我原来的工人现在都失业了,只能跑到外面打工。
        我就开始逃跑,一直逃亡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公安每天到家里搜查,不定时候,有时候是白天来,多数时候半夜来,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5月27号我到了北京参加研讨会,县上政法委书记带人到北京抓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海燕教授掩护我逃出会场的。
        北京的研讨会一开,影响很大,市上就加大力度抓捕我们。八月十几号我偷着跑回来,定边公安局知道了又开始抓我,我又跑了。那时来抓我的是县上缉毒队的队长。这几天趁着他们放假,你们又在这,我才跑回来了。
        而今天来访的两位农民,青阳岔杨坪大队的武金飞和庞海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上诉过好几次,但是榆林市政府告诉法院,凡是涉及油井的案子一律不得立案。这使我们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
        高智晟 楚望台
        
        一位投资人跟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油井就像我们的喜儿,政府就像黄世仁,喜儿一长大就让黄世仁抢去了,我们都是杨白劳。”
        “我叫杨春旺,57岁,家住小河乡前河村,家里有8口人。我是从1999年开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别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当时见别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传鼓励让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挣了钱,我们心里也想打,但是我们没有钱,心里底气不足。我们还是一直筹划着想打井,后来我和我们村的贾树全老在一起合计,可大家都很穷,你们不晓得我们现在穷到什么程度,比我大些的说还比不上解放前。我们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个人,我和贾树全实际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赞成,但是一家连几千块钱都弄不上。村里凑不上我们就到村外去找人,后来我们去青阳岔找了一个姓王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唉,这几年让政府弄得一点记性都没有了。
        我们折腾了四年,我赔进去三十多万,还有高利息。这利息可结实啊(指厉害),2002年我又借了60万元,参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资,亏在井上了,还得从井上往回找。高利贷投入60多万元,大部分出油几个月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万元,政府才给我补了不到8万。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里了。我现在还欠人家41万元,有两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这利息就能压死人。2003年初开始传说政府要收井,但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来抢。政府怎么能抢,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说是要收,我们在一起也常有议论,打井的人都说,咱们的手续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认为政府即使收也会给个合理的价钱,最少个人投进去的钱总该给人家给够吧。他们突然让警察来抢,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5口井我投资了近一百万元,你们全部抢走给我的补偿不到9万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访了一次,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任何王法,当然不能让你们弄住我。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也没办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办法。我就开始藏在山上。开始几天晚上还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后常常一夜睡不着。一听到狗叫就跑出去,没动静后再偷着回来,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干脆彻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带铺盖,就拉了一块烂毡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后来因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么吃什么。那些玉米生着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应到周围没有人,就跑到河里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为不知道山下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完,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本来是个很坚强的人,这次把我整松了。我有时整晚上偷着哭,不敢大声号,咬着牙抿着嘴号,害怕有人听到后被抓。遭了四十来天罪,我的身体彻底日踏(垮)了。
        我什么时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师释放的那几天,家里人上山跟我说党中央为我们撑腰了,说现在形势松垮了,问题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头几天我还是藏在家里不敢见人,过了几天试着在村里边露面,结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说不去就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现在天气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撑不住,我就干脆说去他狗日的,你们狗日的球愿怎么办,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公安局像审犯人一样从中午开始一直审我到晚上八点。我看他们实在无聊得很,一句话要反复问上十几遍,让我不能再告状,也不叫上访,什么话以后都不得说了,让我认清形势,说我觉悟太低,说政府怎么能随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赢,今年你也看到我们抓了多少人,谁能把政府怎么样,再告还要抓,让我保证不再告状才放我回家。
        “上山”二字在陕北老区民间,有着两种隐晦的意思。一种是如老杨今天一样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种是如毛 当年在山上“欲与天公试比高”。老杨下了山,是因为他还对党中央保持着几十年的忠诚和信心,可是我们在暗暗担忧,今天的党中央,是否还有如当年一样,为人民撑腰的决心和能力?
         10月4日于陕西靖边
         张国田,陕西省定边县油房庄乡韩渠村前支书,离任后在定边县钻采公司韩渠采油队看大门。2005年7月4日凌晨,工友在采油队锅炉房里发现他的尸体,即将尸体送往医院,确认张已死亡,时年63岁。后经定边县公安局侦查,结论是张国田系自缢身亡。张国田的家属对这个结论极为愤慨,多次上访未果。听说我们到了陕北,找到我们向我们陈述了案情。
        05年7月4日凌晨,钻采公司职工姬海军到锅炉房去,发现张国田倒在地上,就喊工友白生有“快来,老张出事了”;白生有与另一名工人随即赶到锅炉房,发现张国田仰面躺在锅炉房门口地上。白生有立即抱起张国田放到车上,送到医院,白生有的衣袖上与汽车后座垫上均沾染血迹。
        当日中午,死者家属到太平间后,发现张国田头顶有一钝器伤,脖子上有勒痕,遂怀疑张国田另有死因,提出要看现场。晚7时许,张国田兄弟张国华、张国富由采油队副队长申明带领到现场,在锅炉房内,他们未发现任何可勒死人的绳索之类的东西,没有血迹。锅炉房内有一用于洗脸的凳子,张国华检查了凳面,未发现鞋印。以上事实均有定边刑警队笔录、张国华、张国富的材料及照片为证。
        当日晚,定边钻采公司领导韦世忠到韩渠采油队开现场会,要求钻井队工人上下一致,统一口径,宣扬张国田系自杀,并威胁职工,谁要是提供反面线索,就是想坐牢。
        7月6日,艾绍安、定边市刑警队人员、钻采公司领导联合在圣世宾馆101房间向家属交待,说张国田系自杀。因为艾绍安无法解释张身上其他外伤的形成原因,刑警队决定进行二次尸检。家属对法医提出质疑,要求更换法医,刑警队罔顾家属要求,强行进行了二次尸检。第二次尸检时,据在场看管张国田尸体的魏志才说,打开死者颅骨有淤血,在耳下有两处骨折。
        “我父生性乐观豁达,家庭生活舒适无忧,更无任何心理压力,就在7月3日晚九时左右,还在隔壁许延义小卖部唱秦腔两段,眉户一段,有说有笑,嘻逗小孩,毫无自杀迹象。”
        “我父左右颌角勒痕轻重长短不一,并非上吊。”
        “我父死相安详,不吐舌头,眼球不突出,实不符上吊迹象。”
        “我父背部、肩部、上肢部有明显擦痕、揉搓痕迹,此痕迹从何而来?”
        “定边县县医院医师李伟说,当时他医治时,人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据他所观察,可能是被人打死的。”
        “两锅炉之间暖气管上事发时根本没有绳子,这根绳子是谁于何时系上?”
        “刑警队在锅炉房门口看到的碳块,是谁在何时放置的?”
        “钻采公司韩渠采油队大门对面200米处有98号井,而拉我父的车去医院时去过98号井,为什么?”
        “‘自缢身亡’推断纯属牵强与捏造。其推断是先自缢,然后绳子断了,撞在暖气管阀栏上,致使头顶有一血口子(阀栏上未曾发现血迹),这一推断明显有误,首先,我父不会自杀,其次,如果说自缢身亡绳子不会断,如果绳子断了,人就不会死;第三,即使(绳子)断了也只可能撞到头的四周,决不会撞到头的顶部,并且由伤痕深度可见致伤力度与绳子断了人掉下来的力度严重不符。”
        家属给我们送来了张国田的尸体照片。我们看到,张国田的头部有明显的伤口,已经结痂,背部呈暗红色,从照片上无法辨认是尸斑还是伤痕。
        10月6日于陕西榆林
        
        刘建宁,四十五岁,定边县城人,原为国有电业公司的职工,90年下岗,后开始经营饭馆,倒卖羊绒,五年时间攒了十万元。95年后买车拉油,到2000年止,挣了180万。
        2001年我们原班人马又开始打第二口井,这口井号是1507。等于前一年折腾了一年,赔了三百多万,这次的钱也都是借来的,朋友同情我们,就在朋友已经打出油的井边上50米开始打这口井,这口井又投资120万。定边的井很深,米进尺又很贵,还是没打出油。这时我们这群人不但原有的积蓄都花完了,还欠了很多外债。
        2002年年初,我和另外的两个人合伙出资60万,买下了998井,产量始终维持在一吨左右,为了提高产量我们又花钱请专家进行酸化,修井折腾了近一年,今天请这个专家,明天请那个专家,费用大得吓人,这口井实际上也是一点收益也没有,因为每出上一两吨油就要出问题,修上一段时间后又能出几天,折腾得够呛。修了一年时间,刚正常没几天,这口井被政府突然抢走了,他们只给补了23万元。这口井我投入的是十几万元,补偿摊到我头上的才四万多元。这口井上又栽进去十万元,现在想起来心跳得不得了。
        最气人的是他们收井的过程。6月7日那天,我的井上来了一辆警车,是县公安局的刘君祥带队,他是刑警队长,带了五六个人,是半夜一点多到的,上来就把我们照井的老汉从房子里面拖出去,深更半夜把老汉撂在半山腰的路口上。这个照井老汉是外县人,人生地不熟,在外边冻了一晚上。实际上我们在井上有三个照井的,由于其他两个比较年轻,山上的警报器响成一片,那几天警报声不断,山上沟里到处是警报声(警笛),警察也到处抓人,照井的那几天吓得不敢睡死,一听见警车到了我们的井口,两个年轻一点的就翻墙逃跑了。第二天所有被抢的投资人都很气愤,那可是要我们的命啊,几千投资人都涌到山上,准备强行要回自己的油井,结果政府早有准备,漫山遍野都是警察,我们雇的车到山上全部被扣,我们连回来的时候都没有车坐。县长艾保权在山上亲自指挥警察抢井,驱赶我们。那天晚上被抓的照井工有十几个,一直到我们去北京上访,这些照井工还被不明不白的关着。其实他们只是我们雇来照井的,你抓这些人有什么道理?
        当时每天都有公安上的人往投资人家里跑,吓唬我们家里面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家里都被他们吓唬过,每家都收到过拘传票。我家里就收到过公安发来的两次传票,命令我们必须停止告状,必须赶紧投案自首,并说投案自首的可以宽大处理,但没有人敢投案自首,都知道投案之后他们往死里整你。定边有四百多投资者逃往外面,有逃到内蒙的,有逃到银川的,我在外面也逃了几个月。
        这是我们第二次到榆林的第八篇调查报告。经过总共十七天的调查走访,我们掌握了榆林地区包括靖、定两县油井回收前后的大量政策、事实与证据,历经了朱久虎与十名投资人的释放过程,最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当地的投资者对我们从怀疑到信任的过程。我们将为陕北六万农民投资者的权益继续努力。
        
        十月六日于陕西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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