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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波、龙登高:中国近世土地租佃制度之金融功能初析【新诸子论坛第1期】

      关键词:近世 土地 租佃制度 金融功能
      人们的观念中,长期把土地租佃看作是一种地主利用土地占有权对农民的剥削行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主义下的小农视为受剥削的辛劳者。其生活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榨取掉的。”“地主控制了可供投资的剩余,……只要封建地主把剩余用于消费而不作生产上的投资,经济便会停滞不前。”[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17页。]维克托・利皮特计算认为:如有1/3(大致符合中国学者的计算。)的耕地出租,而租率一般约为农产的――半(比当前中国学者们估计的为高),那么收取的地租就约为农业总产量的1/6。[ Lippit, Victor?1974.?Land?Reform?an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这些意见都认为土地租佃制度消耗了大量社会剩余,破坏了经济积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本文试图打开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租佃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制度的替代物及补充,[ 现代经济体系中,土地的金融功能为人们所熟知,房地产金融就一直受到学者的深入研究。但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土地租佃制度的金融功能,至今为止,还只被学者有限意识到,并且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土地租佃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资金的流通,改良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机制,并改善最贫穷农民的处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租佃制度不可能让贫苦农民过得很好,但是至少能够让他们过得比较好一些。我们更不能把土地租佃制度与高利贷制度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土地租佃制度的存在,缓解了高利贷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相反。[ 土地租佃制度与高利贷关系复杂,既有替代的作用,也有促进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替代是主要的。]
      一、租佃制度给缺乏农民以土地金融支持
      据考证,金代至清代政府大体限定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30%)。[ 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270、356、472―473、547页。]但“封建政权法定利息率的约束力有限,并不能令行禁止”,[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在实际资金借贷过程中,真实利率经常高于官方利率。民国时期的调查发现利率普遍高于3分。“神池县之习惯,钱不过三,粟不过五。金钱借贷,月利不过三分,粮粟借贷,年利不得逾五分。”[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72页。]“朔县之习惯:钱不过三,粟不过五。”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分,但结果与期望却相距较远。“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12月22省的调查,地主、富农、商家、钱局、亲友、合作社等向农民借贷货币的年利率平均为34%,借贷粮食的年利率为71%。”[ 《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转引自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1页。]这些数据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利率居高不下的一般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寻求租入一块土地进行耕作就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一位农民如果直接向别人寻求贷款,其利息可能会高到其承受不起。但是如果他向地主承租一块同样价值的土地,其支付的代价却要低得多。“……当我们农村的一般地租率尚在20%左右的时候(笔者:指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比,从华北来看,比例没有这么高。),而利息率一般已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以上。”[ 李金铮著:《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8-109页。]种种材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的投资回报率(即地租/土地市场价格,简称地息率),一般不到10%。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借贷利息常达20-30%以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卜凯所作的大样本调查,表明土地投资的回报平均为8.5%,甚至低至2.6%的水平。[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 1936,第210、212页。]此外,如果考虑到高王凌所揭示的地租只有80%实收率的因素及灾荒年成地租的豁免和救济,综合测算,一般而言,地息率不到10%,平均在5-8%之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图2对比图1,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与高利贷融资相比,通过土地租佃制度,地主获得了更大的资金安全性,而农民则大大减轻了成本支付的负担。

      从实践来看,通过土地租佃关系,地主向佃农提供的不仅仅是土地,还往往同时包括其他必要的生产资料。“康熙时期的山东单县,乾隆时期的河南汲县、鄢陵,嘉庆时期的安徽凤台,不少佃户,缺乏生产资料,使用的牛、种,皆仰给于业主。清初的山东日照,有些佃户耕作,‘不特牛具、房屋田主出办,正月以后,口粮、牛草,亦仰给焉’。乾隆时期的直隶献县,地主对佃农不但‘给之牛力,给之籽种’,而且‘春借之食’。在河南鹿邑,有的地主对佃农……‘出籽粒’,‘并备牛车刍秣’,有的几乎全归地主供给,佃农仅只种植芸锄。”[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十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3页。]“地主多援助佃农筑堤,架桥,和掘沟等。安徽宿县的地主,更常补助肥料和牲畜,以谋地力的维持。”[ [日]长野郎著,强我译,袁兆春点校:《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313页。]至于清代奏章中屡屡提到的“业食佃力”,意指在发生灾荒,必须动员人力物力进行救灾的时候,佃户出力,地主出钱出粮。这更说明救灾费用也往往是由地主垫付的。
      
      另外,在中国近世社会的租佃关系中:“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不少佃农没有自己的房屋,他们需要住在地主的房舍内。……佃农住地主房屋,是租赁性质的,房租包含在地租里边。”[ 周远廉、谢肇华:《清代租佃制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71页。]“在南阳,尤其在近城的乡间,一村一村的佃农,他们底房子是他们底地主为他们盖的,……。[ 李文海主编,夏明方、黄兴涛副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67页。]”所以,传统中国佃农所交纳的地租中,实际上往往还包括房租在内。这也说明,农民越是贫穷,其对地主、资本及土地租佃关系的依赖就越严重。
      “绥、米农村习惯,如逢荒年、歉年,农民可以缓交或少交地租,作为欠租,留待后来陆续偿还。但是旧欠未清,新欠又增,这样门积月累,几乎凡是老佃户没有一个不欠租子的。据米脂高庙山地主常彦丞的租账,几个老佃户有欠租达七十五石、六十五石、六十一石的数额的(他们租地都不过二十垧上下),有的欠租是三、四辈积累下来的。”[ 柴树藩等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1、地权交易与租佃制度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土地的农民,往往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会卷入到租佃关系当中,这是因为往往必须通过土地交易才可能融通到所需要的资金,这就常常导致土地租佃关系的发生。
      即使是地主也可能因为土地融资行为而成为佃农。在河北,大地主“张乐卿的大儿子1924年想要在县城开一家饭馆,他向地主林凤栖借了一大笔钱。”这一投资行为失败了,他无法获得其他资金来源还债。于是不得不在“1930年12月张把48亩地作价1750元典当给了林凤栖,他可以有5年时间还债和赎地。5年以后张还是还不起债。因此,他成为他自己土地上的一个佃农,每年秋收后每亩地要交一份实物定额地租,他的儿子帮他种地。”在典的过程中,出典人并未完全丧失所有权,而只是转移给债主,任何时候只要满足经济能力要求,就可能赎回。“到1941年张还没有还债,但是他希望上升的地价能让他把典当的48亩地卖掉一小部分,赎回其余部分。地主林说张可以这样做,只要他付清五年中拖欠的地租。”[ [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版,第85页。]
      2、资金的周转与佃权的独立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传统农村,就会发现:中国近世社会中存着大量的自耕农同时兼佃农并且兼地主,他们自己拥有土地,又佃种一部分,同进租出一部分。他们既要向别人交租,同时又可能从另外的人那里收租。这种现象,如果按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考虑,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如果从金融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观察,就显得容易理解了。这种情形的产生,除了田地位置方面的使得需要之外,往往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不发达,借贷不易,储蓄也不易。当农民迫切需要资金的时候,不得已把一部分田地租出换取押租金,因此成为自耕农兼地主。中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永佃权和田面权的,出租的土地,如果佃农拥有永佃权或者田面权,地主就难以收回。即使是一般性的出租和典当,也一样是是有期限的,不可能随时收回。当地主手头宽裕一些的时候,资金无处可去,而只有土地是最安全的,于是就可能找机会佃进一些别人的土地,于是地主兼自耕农又同时兼佃农了。
      图3

      1、租佃市场的跨期交易功能
      土地租佃关系背后潜藏的关系是地主对佃农品行及能力等信息的发现和信任,而不仅仅是对其实物资本的依赖。由于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信息交换,地主可能通过土地租佃行为给予人品优良及能力出众的佃农以背书,帮助其进入其他市场关系之中。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位能够租入足够良好土地的佃农,比较租不到土地的雇农,其社会地位其实要高得多。[ 详细分析可见龙登高、彭波:《近世中国佃农收益比较》,《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这就给底层农民的上升提供了起码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因此,土地租佃制度能够帮助那些品行优良、能力出众然而无力购买土地的农民突破自身资本的约束。这些农民可能缺乏资本,即使土地价格下降,他们也仍然无力购买。但是如果他们在品行与能力方面比较突出的话,就可能租佃到土地,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经济,发展生产。即使土地价格的上升,也无碍于他们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土地租佃市场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即土地的有无和资本的充裕与否,不再是佃农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
      2、土地租佃市场与地权虚拟化
      “苏州周庄镇雪巷沈氏,顺治十六年(1659)由祖传田产4.018亩起步,逐年零星购买,到道光三年(1823)的165年间,共在吴江县购买田地达596次,总计购买田地4671.639亩,平均每次购置7.8亩,一次购买最多144.674亩,最少一次仅0.1亩。每次购买中既有‘绝卖’,也有‘活卖’、‘典卖’的情形,很多田都只购买田底,而让卖者继续佃种,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会将田面一起购入。”[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上海世纪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0,第215页。]
      地权的频繁交易与分化的结果,导致了地权的虚拟化,即地权日益脱离其实物形态。比如说南方地区,部分土地租佃关系中,“地主只管收佃,凭耕转项,权由佃户,地主不得过问”。[ 陈道:《江西新城田租税》,载《切问斋文钞》卷15。又载《皇朝经世文编》卷32。]“赣南各县习惯……至借耕字内并不载明谷田担数,亦不记明四至,……”[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64页。]“龙南县习惯……父兄之田,子弟惟知纳租,不问田之膏腴,由经经理历次更换,不识田之坐落,……”。[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59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南方另一普遍存在的习惯是在土地买卖与分配的时候,不测量田地的真实面积大小,而只计算田的产量。这也可以算是地权脱离其物质性质而逐渐虚拟化的一种突出表现。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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