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文化是什么?
      龙应台
      冬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强权做不到的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不知道。没人谈。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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