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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观礼侧记(上)
      
      
      
      
      
      
      
      
      
      12月5日
      早晨抵达法兰克福,逗留两小时,再转乘汉莎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飞往瑞典。
      前两次访问北欧,都是春夏季节。在我想象中,冬天的斯德哥尔摩应是银妆素裹,却不然,飞机降落时,望中辽阔的平原竟不见雪痕,出了机场也未觉寒冷。出租车司机说两周前曾下过一场雪,又谓十年来降雪越来越少,到某天北冰洋融化了怎么办?于是我想起了那部口碑与卖座都甚差的电影《水世界》,还真是一篇警世通言,届时只有长著鱼腮的异人才能活著,我等凡俗之辈,唯有向喜马拉雅山逃亡了。
      抵达预订的旅馆,觉得风水不错,正对著运河,游船如织,荡开古典建筑投落水面的倒影......我向柜台索要市区地图一查,更觉惊喜,原来高行健下榻的格兰登大酒店,就在运河对岸,穿过一条桥便到了。
      进房间才安顿好,便给友人陈迈平和江青打电话,陈告我,高行健也是今天稍后到埠,一有房间号码,他便会告诉我。而性情爽朗的江青则问我行程细节,也热心地给了一通嘱咐与建议。我对斯德哥尔摩还算老马识途,但此行还是多亏这边的朋友安排打点。便要说说江青其人,她可谓一位传奇人物。
      江青系广东人,1946年出生于北京,后居上海。她原名江独青,这名字给她一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扰。江青天赋才艺,十岁便被北京舞蹈学校招生,进京当住校生,开始独立生活,这甜美可人的小童星,不时被召到国家大典的场合去为元首和国宾献花,与刘少奇、周恩来和来访的几位东欧党国首脑都有过合影,后来也曾应召进中南海在舞会上和朱德共舞。却说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已兴,个人主义尤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不容,一个“独”字,怎看也不合时宜,于是母亲为女儿到派出所申请改名,将“独”字拿掉。那阵没想到还有个第一夫人江青。彼时大江青已介入电影《武训传》的文艺批判,但尚未暴得大名,“旗手”也未当上,外间晓得她名字的并不多,小江青便得其所哉。不过小江青的童年不象她在照片中看起来那么快乐,“镇反”运动中她的外公就被逮捕,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十年,命运的阴影马上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1957年春她母亲即赴香港,与定居香港的丈夫团聚。而江青则醉心于自己的舞蹈学业,独留北京,她作为学生,亲历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和随后的大饥荒,她也曾饿得面如金纸,浑身浮肿,更在豆蔻年华的青春期种下诸多疑惑,1962年北京舞校的最后一个寒假,她照例凭港澳学生证去香港探亲,但再也没有回去。
      江青在香港考入邵氏电影公司“南国演员训练班”,与能操国语的郑佩佩结为莫逆。次年江青初登银幕,饰演胡金诠执导的《玉堂春》里的风尘女子;同年,邵氏公司筹拍古装片大制作《七仙女》,导演李翰祥听说有个北京舞蹈学校出来的江青,便请她来指导女主角的舞蹈动作,不多久,李翰祥改了主意,干脆让江青来演主角七仙女。然而未几李翰祥即同邵氏公司分裂,自组“国联”公司续拍《七仙女》,邵氏也不改初衷,照拍不误。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七仙女》双包案。江青便跟李翰祥到台湾拍“国联版”,结果献演时佳评如潮,江青饰演七仙女,被提名第11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这年她才十七岁,便开始了在台湾的演艺生涯,1964年她也曾在阳明山的一个影人茶会上与蒋介石、宋美龄伉俪会面。江青以古装巨片《西施》臻达事业巅峰,但至1967年才以琼瑶电影《几度夕阳红》摘下金马奖最佳影后的桂冠。之后江青的银幕生涯嘎然而止,原因是她和歌手刘家昌的婚姻破裂,万念俱灰,遂远走美国,重谱人生和重拾她的舞蹈事业,1973年“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成立,1978年已蜚声中外的现代舞舞蹈家江青和瑞典科学院院士(生物医学)比雷尔结婚,定居瑞典。1982年出任香港舞蹈团首任艺术总监......其实,江独青之名改为江青,似非善策,随著毛夫人大江青在政坛崛起,小江青在港台两地就麻烦多多,有时出入境都遭白眼。但她个性颇为倔强,母亲既然赐她此号,便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大江青琅铛下狱后,小江青应邀回北京演出和指导舞蹈界后进,国内还强行在海报上将“江青”改为“江菁”,哪知这两个字根本不是同一读音!后来江青写了一部回忆录《往时.往事.往思》,开头一章就以某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为契子,剖露了一个中国人泣血的良知。国内艺坛对此书的其它内容很感兴趣,提出只要删掉这一章,便能在国内出版,却被江青断然拒绝--这就是她的性格。
      其实江青这些充满奇姿壮彩的人生故事,我以前知之甚少,电影与舞蹈对我来说隔行如隔山,我大约在八十年代的北京与她见过面,什么场合已忘记,好象没说上几句话,印象不深。真正认识她是在1990年的瑞典,我在剧院里看了她的舞蹈《声声慢变奏》(取自南宋词人李清照的故事,高行健编剧),她和高行健、刘索拉都是好友,而我们这群旧友天各一方,能在斯德哥尔摩聚首实在难得,演出后便把酒畅叙,我觉得和热情率直的江青颇为投契,交谈甚欢。1998年春节,高行健来纽约执导他的戏剧《生死界》,江青也正在纽约大都会剧院作现代舞指导,他们便与正在纽约的王朔、刘索拉及两位画家陈丹青、史济鸿结伴来我家过年,壁炉熊熊,大家席地而坐,拥炉把盏,果真是谈兴遄飞!
      之后一晃两年,在我赴瑞典行程已定之际,江青忽来电话,说知道我来观礼,问可否出席瑞典皇家剧院12日晚的“高行健之夜”演出?我闻讯当即改机票,原本颁奖次日返美,现又多延两日。至于剧院门票当然包在江青身上了。
      这回江青又帮上大忙了,今晚台湾驻瑞典办事处的文化官员有个私人宴会,为高行健接风,这是早就筹备好的,我到埠已迟,未获邀请。江青、陈迈平都去了,他俩在台湾有线电视台繁忙的专访间歇中,拉高行健和我通了电话,约好次晨到高的酒店共进早餐。
      
      
      
      
      
      
      
      
      
      
      
      12月7日
      这是一个大日子。高行健在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要作何宣示?
      我仿佛比高行健更紧张更激动,才起床就按捺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问能否把他的演讲稿给我先睹为快?高行健一口应允,我便立刻快步越过运河,到格兰登大旅馆,高行健正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专访,话是说不上了,高刚将演讲稿给陈迈平交由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复印,他示意我向迈平要,我拿到文稿即在大堂柜台复印一份,回自己的旅馆细读。
      我以为,这是一篇自由的宣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向来都是历史文献,并年年结集出版,传诸后世。高行健的《文学的理由》嵌入这条百年长廊,可谓相映生辉!
      下午时分,冬令的斯德哥尔摩已是夜色迷茫。我穿起三年未动用过的西装,戴上妻子事先系好结的领带(我从来就不会打领带),便乘出租车奔瑞典文学院而去。在铺满鹅卵石的古城区,我先遇上江青母子和一位瑞典女导演,便进咖啡馆喝咖啡,江青的儿子汉宁是个英俊少年,能说不少中文,高行健不但是江青的艺术合作者,也是她全家的至交,来瑞典多在她家寄宿,高叔叔对汉宁来说,如同父辈。我们聊了一阵,话题均离不开高行健......才出咖啡馆,就碰上了汉学家、女外交官碧达,1985年我初访瑞典,就住在她的乡间别墅。碧达是北岛小说《波动》的翻译者,后她被派驻北京,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1990年我再访瑞典,她仍在北京,没有见上面,没想到十五年后方能与碧达“第二次握手”。
      瑞典文学院对我来说也是旧地重游,当年与北岛参观此地,特别翻看了文学院收藏中国作家书籍的卡片,真是少得可怜,记得名字的仅有沈从文、老舍和周而复,连巴金、王蒙也未收入。哪料得到今日获奖的是一位中国人,而且将要用中文发表演讲。这一时刻已临近,碧达邀我同坐,旁边都是盛装宾客。我们才说了几句话,掌声大作,高行健进场了,大厅里数百名听众全体起立,掌声持续不息......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先简短致词,高行健便开始了历史性的演讲,文学院的厅堂,百年间回荡过多少文豪的声音,只有此刻才响起了汉语的音频。一瞬间,我想起了余英时先生稍作改动而赠予高行健的苏东坡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按文学院的惯例,获奖者的演讲约为45分钟,高行健用了不到35分钟。瑞典人并无繁文缛节,演讲之后仪式即结束。高行健却在掌声之中陷入了祝贺者、请求签名合影者的重围。
      我早注意到,为这一历史情景作见证的只有两个华文作家,就是陈迈平和我。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因已预定了立场,便无一代表前来观礼,但这决非中国作家们的本意,这不正好印证了高行健演讲里著重提到的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于是,我自觉责无旁贷,一定要上前向他道贺。然而高行健关于“个人话语”的演讲言犹在耳,我在拥抱老朋友的那一刹那,将“你是我们的骄傲”吞去一字,变成“你是我的骄傲!”高行健听懂了,我们紧紧拥抱__这是我们廿年交情中从未有过的肢体语言。
      在文学这片田野里,你我都是独自生长的草木,谁能代表“我们”、“你们”与“他们”?
      是日深夜,大家余兴未了,在格兰登大旅馆煮酒论英雄,高行健、陈迈平和《灵山》的英译者陈顺妍教授都在其中。高行健了却一桩大事,如释重负,谈兴较日前为佳。
      接下来,要等12月10日的正式颁奖了。那是诺贝尔(1833__1896)逝世的日子,他离开尘世已百年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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