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关注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

    博士关注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
      一、关注农民幸福生活的由来
      最近在天涯网上,发先几篇署名“卢煜锟博士”的文章,基本上谈的都是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笔者搜索了一下,并上其天涯博客“江河慧海”看了一看,有数篇文章涉及三农问题,其中有一篇“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直面了中国乡村实际,经笔者多方联系,最近终于联系上江河慧海先生。
      
      江河慧海:我是农村人,在农村生活了近30年;
      记者:您以“卢煜锟博士”的署名,有什么背景意义吗?
      
      江河慧海:江苏省泗阳县是我的家乡,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最近在网上看到该县县委书记侍鹏的一些信息,觉得似乎有炒作嫌疑,这和前几年的江苏省宿迁仇和书记有区别,后者是确实为宿迁的百姓做了很多改革的实际事情,特别是治安、交通、投资环境等方面,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很好。前者的一些作为中,从四年的任泗阳县委书记,到任期将满,似乎有炒作嫌疑,当然我不希望他是炒作的,也愿意相信不是炒作。我作为家乡人为父母官提一些建议,也是为地方百姓着想吧,作为普通民众,也应该提出一些建议,为发展家乡经济出点绵薄之力。
       二、农村党组织与基层组织的纯洁保证
      记者:那你觉得作为县委书记这样的地方父母官(实际是地方党组织最高管理者),应该在什么样的高度,看待农村组织建设呢?
      中国老百姓,历来,都抱希望于清官。即使,在法制社会的今天,依旧很多人通过上访等行为,而非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原因在于以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成本太高。
      
      江河慧海:作为一名农业县的县委书记,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当前中国农村的人才、人力资本向外输出他乡、他省的本质问题,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剩余之间差距太大,人才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与实现。中国的农村的出路,在于这些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本从他乡、他省回归乡村。有能量的人才回归自然回归农村,在现阶段,有难度。从欧洲工业革命后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天的中国农村发展,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在今天的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后期、工业社会前期的状态下,更有难度。只有解决部分人力资本的回归,才能够带动乡村进行资金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的红利组合;
         3、不要企图惩一儆百。杀鸡儆猴的前提是猴子要懂得害怕,当猴子知道了你的用意,并明白了侥幸与自己挨杀的几率,就失去了效力与作用。比如泗阳县高渡镇曹嘴村的村支部书记于连华,群众上访、上告了他20年,都没彻底把于连华处理,更没有用法律的手段对他进行应有的惩处,群众一上访,省里市里压下来,于连华就县里、乡里到处活动找关系找人跑路子,结果一些部门更是投鼠忌器,竟然现在还让这个人担任高渡镇敬老院的院长;
        5、注重民生,关注民生。这是未来执政党依然坚持的方向。作为县、乡(镇)为任一方父母官员,关注地方民生,促进地方民生事业的发展,就更需要时刻以民众的利益为要,始终把服务人民的事情放在首位。经济建设也好,党政建设也好,文化、卫生建设也好,都需要明确,一切决策、计划、活动都是围绕民众利益而开展,围绕民生而进行,为人民服务,是应该坚持的永远的正确的方向,而不能够把政府与政党作为某些集团利益的工具。
      记者;我看了您的文章《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的题目呢?
      
      
      江河慧海: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面临多方吞噬:
          2、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机构要死,还是经济基础要死?需要清楚;
          4、使用行政政策杠杆,临时、暂时改变一下如利率、贷款政策等,并未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6、新城市居民,警惕新城市贫民现象的发生,这些人到城市后是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抢占了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破坏了城市的生活质量,还是增加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促进了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达成了规模城市效应与效益?要把握个尺度,过分的城市化,将导致乡村的经济建设更趋落后,这样是以破坏乡村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为代价的;城市盲目扩大化,结果将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下降,成本增加,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就是最好的例证;
          8、新农民进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农民暴发户进城,本质上来说,是城市工业化对农民资源剥夺的又一轮开始;
      
      江河慧海:这是发展中的必然,还是要适当保护这些中小企业,虽然说要参与国际竞争,但是毕竟还有亿万的劳动力剩余要吃饭。国际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也需要洗牌和重组我们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需要行业联盟和产业联盟,才能够抗御寒冬,因为中国就业人口大多数在中小企业,特别是从土地上转移的农民工,是依靠这些中小企业而获得幸福生活的。
      江河慧海:中小企业要不要解救,要区别对待,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
      2、一些能够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企业,必须要进行业与产业联盟,适当引导与通过市场价值---价格与利润机制洗牌;
      4、在个人所得税上,需要针对中国国情做出调整,对于新劳动法执行的尴尬,需要与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首先在解决就业的基础上,解决社会福利与劳动保障问题;
      
      江河慧海:是的,可以这么理解,社会收入的平均与再分配,是必须的。在经济的寒冬,个人收入所的税和企业收入所得税过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过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可能滋生大量的逃税、漏税案件,降低税收已经势在必行了,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税收做了几次调整,但是大体的比例没有调整,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下,大量的就业人口和就业压力,也使我们必须进行税收进行改革和调整,国家对于基础建设已经做了大量的投入,从税收源头,国家需要放水养鱼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实了放水养鱼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就业的重要性,特别是解决大量富裕劳动力人口方面,必须要进行一定的税收改革举措。所谓拉动内需,首先要老百姓能够赚到钱,才肯花钱,这个事实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四、失地农民的权益谁来保障
      记者;我看到了您在《失地农民的“幸福生活”》开头的一段话,写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过程的几种现象,你是想说明什么呢?
      分田到户,是把集体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队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全面发展,本质上是机制的问题没有得到发展,也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关系没有得到发展和承认。
         于是,农民的收入到了瓶颈,但虚浮和浮夸风盛行。
         老弱病残逐渐留首农村,农忙时节,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相互帮忙,到2003年以后,农村这种相互帮助的农户之间的建立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合作生产模式,逐渐因成本与收益关系而淡化,一部分农民将土地转给别人带种,或是转租给别人租种,租种形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就已经有一部分农民在这么做了,因为土地上的产出实在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作为责任田,有义务种好,这是那个时代的观点,也是这么要求农民干的。
         1、将土地集中给无强壮劳动力但能够组织生产的人中,收少量租金;
         3、2005年一些地方减除农业税后,土地在农民之间相互委托种植管理已经相对普遍;
         5、外出打工的收入跟上在家种10亩田的收入,并且相对来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比较小;
         7、一些郊区农民失去了土地,有补偿,有住房,也有工作可以选择做;
         9、失地农民,正常情况下,是比以往更好的幸福生活了,只是他们应该获得的幸福没有获得而已。
      五、职能主管部门谁来承担责任,问责制向谁问
      记者:那您认为农民土地的集中耕种前景如何?
      30年来,江苏省泗阳县高渡乡(镇)曹嘴村(含北圩村)村支部书记从来没有更换过,都是由于连华一人担任,在换届选举期间,乡(镇)党委安排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不公开唱票,不公开现场选举结果,多年来一直这样延续着,结果使村党支部失去活力,做下了如把200多亩土地未经群众同意也未经村组讨论和党员讨论,以60元/亩的低价格承包给刘某,刘谋又以230元/亩的价格转包出去的事,将另外的800多亩土地以60元/亩的低价格承包给夏某,夏某又以230元/亩的价格转包给别人。出支部书记以此手段,从中谋取暴利,1000多亩土地就这样被占用了,60元/亩的承包费用也未入帐,更没有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和赔偿。又如,该村另有1000多亩的水产养殖水面,该村书记又以60-120元/亩不等的价格,承包给郑某等人,而获得的承包租金被其占为己有。当农民土地失去以后,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仅2007年村里进行乱收费的项目多达十几项,如电排旱费、电排水费、水资源旱费、水资源水费、县河工费、乡河工费、杂工费等等,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高达190多元/人。
      更为甚者,该村作为全县的扶贫村,2003年的吃喝费用一项达到30000多元,村支部书记于连华一人签字的吃喝费用达到12000多元,村会计李月红(于连华的内弟媳妇)吃喝报销5000多元……
       江苏省泗阳县高渡镇曹嘴村的群众上访、上告了他20多年,组织都没彻底把于连华处理,也没有用法律的手段对他进行应有的惩处。现在的情形是群众一上访,省里、市里压下来,于连华就县里、乡(镇)里到处活动找关系找人跑路子,结果一些部门更是投鼠忌器,现在还让这个人担任高渡镇敬老院的院长,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与裙带关系,是造成问题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如果处理一个村支部书记,就可能涉及到几任的乡(镇)党支部书记、乡(镇)长,甚至县里的领导,这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农民反映的、上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真正原因,是问题涉及的太广、面太大,牵涉到的相关责任人、利益人太多,这些利益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将问题一拖再拖,拖成了民众性的社会问题。即使惩处了一些地方的所谓村官,并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些村官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必然把手伸向集体财产。如何扩大农村集体组织的可支配收入,如何开创集体组织的财源,从源头抓起,才有可能。大力兴办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发展,是逐渐解决农村贪官污吏的根本。
      江河慧海:主要是理清如何立法为民与立党为民的关系调处。
      2、这些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员的腐败,谁来监督与惩处?
      4、即使农民有向检察院、法院提请诉讼的权利,问题是谁举证如何举证?因为证据信息、资料都在腐败分子的掌控之中,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江河慧海: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腐败,而不是农村基层组织的腐败,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腐败会导致基层组织的暂时瘫痪或失语,势必影响和造成农村党的领导威信的损害。加强农村党的领导,本质上就是加强领导人员的质量塑造。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党的领导也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这牵涉到党的领导和国家立法两个层面,要确立立党为人民,立法也是为人民,并且要站到这个高度来立法,以保护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是建立在人民利益既得的基础上。
      记者;对于现在一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者凌驾于群众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采访后记:
      1、 农民聚集要求退还被占用的土地照片3张;
      3、 农民要求严厉惩处村支部书记于连华的联名上访手印;
      5、 养殖水面被占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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